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现在屠夫们计划着怎么分赃了。

首先，要商议立谁为皇帝，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功劳很大的齐王刘襄，因为如果不是刘襄首先起兵在山东鼓噪，吕氏不会手忙脚乱到让敌手有可乘之机。但是他们经过仔细思考，发现刘襄的外家驷钧以凶暴闻名，如果立刘襄为帝，以驷家这样的品性，将来难免也会重现吕氏专权的景象。于是经过再三抉择，他们选中了高祖的儿子代王刘恒，因为他的母家薄氏出身低，比较善良，而且刘恒本人人品不错，也没什么后台，立为皇帝不会过于嚣张。于是他们决定，征代王进京，立为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

柒

在结束吕后时代之前，还是应该总结一下吕后的政绩。

其实在专制时代，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东西，总是比我们的日常生活要变态和残酷，这是因为历史总是记载那些惊心动魄的大事，这些大事常常导致血流成河，让它的介入者痛苦不堪，但很多时候对我们普通百姓却没有多大的影响。刘邦和吕后杀韩信、彭越、英布，接着杀三赵王，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除非因为这个造成了军阀混战，否则尽管宫廷中刀光血影，普通百姓还是波澜不惊的。在专制时代，由于民智未开，思想钳制的痛苦一般人也根本感觉不到，只有那些有文化的士大夫，才会拿过去和现在比，才会思考社会形成和国家机器为什么要建立的问题，或者说是徒增烦恼。普通百姓一生下来，就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他会觉得所有的秩序都是天经地义的，没必要为此杞人忧天。因此，吕氏的残酷，完全不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反，史书上也承认，在惠帝和吕后执政的时候，社会财富仍在不断积累，GDP仍在高速增长，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政府采取的政策是清净无为，不多干涉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人是天然逐利的动物，除非政策残酷得让他们觉得辛勤劳动一年会入不敷出，或者社会动乱得让他们觉得朝不保夕，否则他们一定会主动积极劳动。何况由于传统原因，中国人又一向逆来顺受，勤劳刻苦，一个朋友告诉我，曾经有一个印度人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大部分仍旧贫穷。我们印度固然穷人很多，却都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实在太懒，只要稍微勤劳一点，往往都家境殷实。”朋友无言可对，贪官污吏到处插手，百姓再勤苦又能如何呢？可以说，在惠帝、吕后时期，正是由于官吏插手少，百姓财富增长快。另外，在汉朝建立之前，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财富基数低，相比之下，生产一恢复，就显得财富增长速度很快，这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惠帝、吕后时期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以下这么几点：

（1）进一步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不扰乱民间生产。

（2）优赏大臣。惠帝刚即位，就下诏给中上层功臣和官吏许多优待政策，比如赐钱赐爵，犯法可以不戴镣铐，判刑可以比普通人减一等，其中理由当然比较冠冕堂皇：“官吏是为老百姓而设的，给官吏增加俸禄，也是为了老百姓。因为他们俸禄够用，则不会贪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如果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只纳军税，其他全部减免。二千石以上官吏都只纳军税，其他减免。”

（3）百姓犯死罪的可以通过买爵三十级赎免，每级爵位二千钱，只要花上六万钱，就有逃生机会。显然这违背了法律的公正，但汉初人口少，这样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增加人口。

（4）惠帝四年，废除了《挟书令》，这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件大事。自从秦朝颁布《挟书令》以来，民间除了“工科”书，比如卜筮、种树、农业、医药书，其他人文社科类书籍一律销毁。秦始皇觉得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只限于理工科大学。因为搞技术的知识分子头脑比较简单，只会干活，不会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不会发表一些“邪说”影响百姓思想，从而危及统治。秦朝的焚书坑儒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也是一切专制王朝非常热衷的伎俩。那时的规矩，只要一项法律没有明文废除，就仍有效。惠帝既然正式废除《挟书令》，很多偷藏了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像草木发芽一样纷纷涌出，形成了汉初思想一度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