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8年从达特茅斯毕业，当时正值越战中期。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NavalROTC）的一名成员，我在去哈佛商学院之前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的普渡大学里过了一个夏天。对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来说，普渡大学是个古怪的选择――它的周围全是麦田，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儿的水。

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秋天里，温迪和我开始频繁约会。由于在哈佛商学院顺风顺水，学习也不算辛苦，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韦尔斯利学院里。我当时22岁，她21岁，都很年轻，我们开始相知相爱。她很有魅力，喜欢运动，意志坚定，勇于进取。我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她的父亲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校，她还获得了奖学金。她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BetaKappa）的一员，主修英语，热爱户外运动，穿着朴素，常穿旧衣服，是赛艇队的尾桨手，还是个壁球好手。她所有的开销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给人送过被单，送过报纸，当过家教，还做过守夜人。她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也很有主见的人。

温迪与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同班同学。她们在学生活动中结下了友谊：温迪是毕业班的主席，而希拉里是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她们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当希拉里在2000年竞选参议员时，温迪在纽约为她主办了最早的募捐活动之一。

我最早接触华盛顿政治就是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个暑假。像所有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员一样，我的夏季本应在海上的巡洋舰上度过。而那个夏天，刚刚毕业的温迪要去弗吉尼亚的匡提科教人航海术和游泳。那时候我们爱得正深，我希望能离她近一点，于是我冒昧地给海军部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最后找到了一个名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Turner）的上尉――他后来成了吉米?卡特政府的中情局局长。我向特纳提出我想在常春藤联盟各大学的校园里对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问题作一项课题研究。特纳同意了，于是巡洋舰就变成了五角大楼。我在那个夏天有一个巨大的成就，那就是向温迪求了婚，8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甚至赶在我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之前。早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第二年春天，我结束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与温迪搬到了华盛顿，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是在五角大楼。我在一个名叫研究部（AnalysisGroup）的部门工作，那是一个小团队，专门为国防部的一位助理部长作特殊项目的研究。那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团队。我与约翰·斯普拉特（JohnSpratt）和沃尔特?明尼克（WaltMinnick）共事――前者就是现在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后者于2008年当选为爱达荷州众议员。后来掌管美敦力公司（Medtronic）的比尔·乔治（BillGeorge）是我们的前辈，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则在我们之后加入。

当时，有一个项目要求我们研究一笔争议颇大的对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Corporation）的贷款担保（考虑到我后来在财政部的角色，这有点讽刺），这家规模巨大的国防项目承包商因为开发L-1011型三星（TriStar）商用喷气式飞机而陷入了麻烦。在这个项目中，约翰·斯普拉特和我直接为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DavidPackard）工作，帕卡德就是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有一天在我开车上班的过程中，我过于入神地考虑我要给他作的第一次简报，以至于忘了加油，车子在乔治?华盛顿公园大道抛了锚。我只好把车扔在路边，搭了一辆车前往五角大楼，最后却发现我把西装落在了家里。斯普拉特只好手忙脚乱地借了一套合身的衣服给我。最后，当我终于有机会向帕卡德作有关洛克西德公司的简报，他的反应却像今天的我一样――非常地不耐烦。我自顾自地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他却摘下眼镜，瞄向窗外，眼镜在手中转来转去，始终一言未发。温迪或许会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吸取教训。我总希望别人能言简意赅，但我自己就不是一个擅长言简意赅的人。

帕卡德在1971年12月离开了国防部。不久之后，我加入了由约翰?埃利西曼（JohnEhrlichman）领导的白宫国内事务委员会（DomesticCouncil）。那是1972年的4月。那段时光非同寻常。越南战争正在落下帷幕，但国家依然呈现两极对立。经济面临沉重压力――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在上一年告别了美元金本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