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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4)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作者:阚治东


情况不出所料,在我们接手这批股票后,电真空股价一路上扬。到1990年9月1日,也就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交接仪式举办时,电真空的股票价格已突破每股400元,一度达到480多元。

在南京东路99号的申银证券公司

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

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1 500万的买卖差价。那时上海房价便宜,每平米1 000元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这笔钱可以买几幢我们在威海路的办公楼。放到今天,一两千万人民币的收益,对哪家证券公司都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不能说是小意思。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 000万元,下设营业部3个,全员40多人,那几年证券行业赚钱并不容易。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400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1990年8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105元,而市面上只卖到80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105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400多元,后来到过480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1 500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400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那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也在场,他听了龚浩成的话,不免有些得意。因为那时申银证券公司已是工商银行独资的一家证券公司,子公司赚钱,老板怎么会不得意?可此后不久,一纸红头文件下来,调毛应梁接替已到退休年龄的龚浩成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再次见到我时,用他口音独特的上海话说:“小阚,搞来搞去,这幢楼还是我送给你们的。”

上海证交所成立

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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