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是耶鲁大学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社会各阶级之间互相有什么亏欠？》的长篇大论。萨姆纳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新世界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冰冷而强硬的回答：“基本上谁也不欠谁的。”对此，许多刚刚富裕起来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高举双手大表赞成。那些像他们一样，在生存竞赛中率先抵达终点的人显然是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既然诸如显赫的家族背景、名校的精英教育、从政为官的生涯或者其他资深的专业证书这类东西几乎无法让这些人笃定有朝一日要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那么，大堆大堆的金钱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而且金钱的确必须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金钱这个唯一的标准变成了一种自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同时，它史无前例地为这种没有责任的权力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说词，也安慰了那些不太适应生存竞争的人们，成了治疗其“红眼病”的眼药水。如果每个人都服从市场的铁律，那么他们最终也会在生存竞争中名列前茅，或者至少也能达到他们命中注定会取得的那个名次。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即使社会进步的益处并不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社会进步的价值仍然是确定无疑的。这个社会自我调节的奇妙体系完全符合新一代企业大亨们的自然本性。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东西打扰他们的赚钱事业，也不愿意为政治事务而忙忙碌碌。或许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务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气恼的空谈和分心的闲事。对于自由市场无情的竞争机制的信仰，为他们退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托词（除非是为了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以及政府财政部门进行有利可图的权钱交易）。可以说，这个“统治阶级”就像巴特白（Bartleby）（梅尔维尔（Meivill）笔下律师事务所的文书。——译者注）一样，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什么闲事都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然而随着形势发展，“统治阶级”确实不得不有所作为了。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社会大震荡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到1896年大选时，社会混乱达到了高潮。在财富与威望的顶端——第五大道的百万富翁聚居区可以俯瞰到纽约肮脏的西班牙移民聚居区，还有那些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小佃农的小屋。人们开始担心美国又要分裂为两个阵营，又一场内战有可能一触即发。这时，在人们的脑海里第一次内战的惨状仍然记忆犹新。只不过，这一次金融贵族代替了上次遭到弹压的奴隶主贵族，金融贵族成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民主思想与平均主义思想的重要威胁。社会剧变通常都伴随着你死我活的暴力事件。1877年的全国铁路大罢工揭开了暴力事件的序幕，此后20年中隔三差五的大罢工便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