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形势很快变得严峻，政府债券开始贬值。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公司中，只有我的公司最终真正购买了债券。其他认购者最初的5％定金都损失了。由于政府没有对这笔国债进行强制索赔，所以这些债券保持了现状。

但这一事件使得蔡斯先生后来入主财政部时面临国库空虚的局面。科布先生因此被民众广泛谴责，当然这也是合理的。

我公司按照面值认购的20万美元债券多数都以95美元及更低的价格卖出，但是，我认购并履行了买进债券的责任，这个事实让我的公司在战时初期赢得了政府的信任，这对公司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我再次前往华盛顿的期间，我的公司进行了商业流通证券的大笔交易，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家华尔街公司。

我来到华尔街之后就开创了一个体系：根据市场上的货币主导利率和通常的佣金率决定价格，彻底买断各种商业承兑票据和应收账款。

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我的公司迅速成为商业流通证券的最大经销商。这项业务此前已经被其他两家公司控制了至少25年，我的创新体系击垮了它们陈旧僵化的那一套方法。

当时的生意人必须到这些贴现公司，在那里销售应收款项单。应收款项单分拆开销售出去之后，他们才能拿到自己的应收款项。

我采用了更加快捷的做法，只要这些人拿来应收款项单，就可以获得一张即期支票。这种做法赢得了他们的普遍认可，因此我就掌握了这种交易的主动，我的竞争对手们只能懊恼却无能为力。

按照这种方法，我的公司累积了约50万美元的票据，它们都在各家城市银行和国有银行做了担保。

如上所述，我在华盛顿之行中认识到战争将非常持久和艰巨后，立即回到纽约处理自己手中的票据。我积极而且不知疲倦地工作，终于成功卖掉了绝大部分票据，只剩莱恩?波奥斯公司的1万美元短期票据和爱德华?兰波特公司500美元的票据。

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不久，我就以比买入利率更高的利率水平卖出了我持有的债券，将它们温和地分担到更多其他人身上。回到纽约不到一周就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萨姆特要塞开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