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不是不能谈，但变成流行课题又把女作家当成饵时，其背后隐含了这个社会仍然弥漫传统的"猎物欲"，使撰写的女作家与大多数的女性读者在这种传统下被蹂躏。而耐人寻味，执行任务的人大多是女性编辑者。

如果爱因斯坦是个女性，当他接到这些邀请函，也许他会挤出一点点幽默说："取首级的刚走，剥衣服的又来了！"

一九九○年二月台湾《中时晚报》副刊

一只等人的猴子

坐在对街咖啡店看"国父纪念馆"这栋建筑物，真像拿破仑戴的帽子，广场上的游客全是头虱。

虽然此刻这顶大礼帽四周架起钢架，一群缝纫工企图恢复往日的光荣，可我不如他们乐观，似乎任何水泥平原上窜出来的建筑胴体都引不起我的快乐想象，也许是酷热的暑气令我恍惚，也许是潜意识早已抗拒现代都会制造出来的，那些带着强制意图的神话性建筑，它们被潜伏在每一条街道及拐角，猎犬般对每一个路人狂吠，直到无辜的小百姓成为信徒。

大部分时间，我驯服地成为信徒甲、群众乙，或市民丁。但某些时刻，我依然固执地躲在多肉植物丛里，说着仙人掌语言，像猴子般对敌人丢掷香蕉，来对抗城市的一切。我善于用想象揶揄，朝它们吐舌头，却不知不觉，成为一只剔了半边毛

的都市猴子。当我舔理所剩不多的尊贵兽毛时，竟发觉连舌头也分岔了。

广场上的头虱们，节庆一般，放起多彩多姿的风筝，对已经失去蓝色操守的天空，人们的放筝行为，在我看来分外难堪，如果，人仍然保留了原民时代对大自然的信任、爱慕及种种舔犊行为，我愿意视放筝是一种远古时期与众神交谈的遗迹，然而庞大的现代建筑取代了大自然权威，人对已经失势王朝的眷爱，除了增添悲哀，又能挽回什么？

礼帽将恢复华丽的色彩，而人们仍然像头虱一样，放着风筝。

我桌上的咖啡已经续过杯了，也很明白等待的人不可能来。我与他都没有错，这个约会的时间地点原不在这家咖啡馆。早上，当我提早赶到约会地点，那家馆子挂出"整修内部，暂停营业"的牌告，我既不愿意枯站街头等人，也不肯在精神上做一个失约的人，遂走进这家咖啡馆，心想如果他也发现国父纪念馆像一顶拿破仑帽，不难发现我正隔着落地玻璃窗朝这个城市吐舌头。

令我哀伤的是，所有经过窗前的人除了抛来比看一只剥香蕉的猴子稍微温和的眼光之外，不能沿着我的光柱欣赏大礼帽，以及那群快乐的头虱，我有点孤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