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期待我对这件事做一个明确的总结，我必须抱歉地承认自己没有结论。这件事引出的问题无法简单作答，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做家长难，做孩子也难，他们都无法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事实上，当人们尝试完美时，可能就会出现虚伪造作和精神崩溃的情况。）关爱孩子的父母总是希望插手孩子的成长，有时难免会干涉过多。孩子们经常会对大人们的干预感到恼怒，即使他们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这就是人生啊！

不过，我发现亲子之间这些矛盾，关键不在于意见相左，而是这些问题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互相理解和体谅。我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当初前往杰克逊谷的话，我的生活会是怎样。但是我确实知道留在家里完成学业是个正确的选择。我曾试图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充分，并且有能力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现在我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还在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并享受充分的自由，但还未学有所成。这个过程真要说起来有点玄：我并非通过贯彻意志，而是放弃意志，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顺带一提，我对自己高四那年创作的那本毕业纪念册感到非常骄傲。

这个纪念册的故事，使我想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话题，它包含了许多灰色区域、矛盾情绪和潜在的不适感。这就是父母运用关系帮孩子获得特殊优势的做法，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小时候我家并不富有。但在我青少年时期，父亲已经相当知名并且深受尊敬；他的朋友几乎遍布世界，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巴菲特这个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推荐信，帮助我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这并非什么不光彩的特例。所有私立大学都会向杰出校友和潜在捐赠者的子女，提供一定名额的"荣誉"入学许可权。通常这些孩子跟那些以第一名成绩入学的学生，都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制度公平吗？不公平。但是，我所关注的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制度对个人产生的影响。

老实说，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让我同意去了斯坦福大学。难道是我在那个人生阶段对高等教育怀有热情？我说不准。难道是斯坦福大学对我独具吸引力？我也说不准。我能够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之所以去了斯坦福大学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不应该错过，而不是因为我把它看作一段证明自我的冒险旅程。

总之，我目标模糊，积极性不高，而且心中的责任感大于喜悦感，这也无疑是我三个学期后退学的一个原因。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决定进行详述，但现在我只想讲导致我选择退学的原因：我从未真正确信自己有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