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时的国内政局论，身在美国的胡适真可谓糊涂得可以，其对天命人事的见解，远没有他的一些同事甚至后辈明白。陈寅恪尝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而鲁迅谓：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在循环往复，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5]胡适所言的英吉利、法兰西，抑或什么美利坚等洋玩意儿，除了被对方当做无聊的扯蛋和地地道道的胡说，怕是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价值。在这一点上，还是胡的学生傅斯年看得清楚、说得明白。此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羽翼丰满，誉之当年的刘邦、项羽并不为过，其实力与斗志完全可以与蒋介石大战三百回合，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折腾出毛泽东在延安对左舜生所说的两个或三个太阳给天下人看看。如此豪气干云的盛况，到了胡老师的嘴里，竟成了不堪一击，“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甚至“自致毁灭”的颓象与悲剧式结局。因了胡氏如此糊涂的政治观点，以及站在国民党一边带有威胁口吻的狠话，耿耿于怀的毛泽东，待谈判结束回到延安，即在中共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56]——这番话，在阐明了共产党坚定姿态的同时，也算是对胡老师痴人说梦式的“胡说”一个公开的答复。

想不到仅是三年多的时间，胡适预料中“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的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气焰更盛，直至弄出了一个主客易位、乾坤倒转的崭新局面。国民党一败涂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自致毁灭”的丑八。如此悲惨的场景，实在是对胡适一介书生参与政治并不识时务地“胡说”的莫大讽刺。

午夜的钟声响过，胡适向傅斯年哀叹自己由北平到南京做“逃兵”、做“难民”已十七日之后，于醉眼蒙胧中强打精神，撇开不快的往事，重新抖起文人的癫狂与豪气，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吟诵起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57]

抗战胜利，傅斯年、胡适接办战后的北大，至此已逾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柯叶”、“根株”，经此一大“摧折”浮水东流，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种桑”之地本就没在风雨无忧的高原，忠悃所寄，生命所托，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各自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1月5日，已奉令迁入台北主持政事的陈诚致电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58]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他竟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他亦产生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59]但究因家人看护与对史语所及台大命运的牵挂未能步陈布雷后尘——死，有时容易，有时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