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初，即北平和平解放后几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吴晗、钱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学。继而，吴晗又以北平市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至时，整个北平最重要的三所国立大学已完全握于中共的掌心。

这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北大、清华、师大等三所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以委员会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主任相当于原来的校长之职。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汤用彤，一批亲共教授如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等六人，另加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共九人为常委。北大的教务长是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图书馆馆长向达。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叶企孙；常务委员有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樊恭僬（助教代表）、吕应中（学生代表）。教务长周培源，秘书长陈新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荪，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任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随着三校高层领导班子重组，北平教育界算是揭开了改朝换代后崭新一页。而这一页书写的第一个篇章，就是炮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

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但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即将在中共阵营中蹿升发达的前爱徒的劝说，毅然登机南行。到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胡对人多次提起自己曾说过不止一遍的话：“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此话传入吴晗耳中，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前老师脑子灌水，老糊涂了。当北平地覆天翻，半壁江山易主，蛰伏在西柏坡一间黑屋里的吴晗露出头来，在乍暖还寒的阳光照耀下，以接收大员的特殊身份，气宇轩昂地接管、掌控了北大、清华局势时，大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感。面对北大红楼那斑驳的墙舍、老态龙钟的身影，正在羽化途中的吴晗蓦然回首往事前尘，越发感到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对于“走错了路”的胡适，中共方面鉴于他那巨大的存在和影响，仍希望其回心转意，一头扎进自己的怀抱，最好是以翻然悔悟的形象，做含泪趴伏状轱辘到自己的套内。于是，中共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对其进行两面夹击，具体操作方法是：一、继续派人通过秘密渠道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公开讨伐，施以颜色。而以公开声讨为主，暗中动作为辅。决策既定，立即施行，时年70岁的白胡子老头陈垣（字援庵），在炮火声中蛰伏了一阵子之后，随着风声渐息，再度出山，披挂上阵，于花落春去的北平照准“胡走狗”的屁股打响了第一枪。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信中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

……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