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22]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同年12月，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长篇檄文中，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天才”笔法，先声夺人，上来就是一个大问号：“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紧接着回答：“胡适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罗列了一系列胡适如何混账的“证据”之后，李长之着重指斥胡适“到处贩卖个人主义”，“他把个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认为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强国’，‘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因此，他有‘传记热’。由重视个人而藐视群众，敌视群众，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实，这就是胡适的发展道路”。最后，李长之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状：“是的，‘短兵相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战斗！迎接这个包括自己思想在内的战斗任务！” [23]

战火已经燃起，短兵相接了！作为与胡适最亲近的门生故旧也该投入战场，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直接展开肉搏，给“当今孔子”胡老师放放血了。向来受到胡氏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率先站出来发难，说：“1950年，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线，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分界线。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