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纲》写于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罗氏拖着疲惫的身体，用晚上的时间写成的。因预设此书的读者是中学生，许多烦琐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未收入其中。当1937年印出来后，罗尔纲兴冲冲地捧着“大作”送给胡适，本想得到恩师一番赞誉，结果却是当头棒喝。胡适严厉地斥责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28]

胡适雷霆震怒，罗尔纲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顶，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后来罗氏在《师门辱教记》中说：“太平天国之役，19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呢？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它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最后，罗尔纲说：“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29]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惭愧和感念之情，罗尔纲发奋完成了独具一格的传记《师门辱教记》并得以出版发行。只是好景不长，就在此书印出不久，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计划”中的桂柳战役，桂局紧张，时在家乡贵县的罗尔纲带了一本仓皇来到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白天继续研究晚清军制，晚上则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灯下，将此书再作修改补充，并于“严寒的深夜里把它抄出来”。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30] 未久，罗尔纲把修改后的书稿寄往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重印。

卢原是北大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胡适、罗尔纲皆交情深厚，此时正主持重庆独立出版社事务，对罗尔纲这本小书极为推崇，非常乐意促成此事。卢氏接到罗的补充稿后，没有马上排印，而是寄给远在北平的胡适校阅并请其作一短序。胡适看到罗的书稿，颇为激赏，满口应允，但因事务缠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写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庆卢吉忱，还另找人抄一份给罗尔纲。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