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我写历史必须超政治超阶级，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方配做历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便是照他所说的立场写的。胡适看见了这部小书，他还大大冒了火，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只表扬太平天国的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是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我为了追求胡适荒诞的客观立场的标准，竟使我多年无法去写我计划中的太平天国史。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样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汉奸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与太平天国起义三道革命檄文并列，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与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齐观等等荒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许，罗尔纲认为仅仅这一“铁证”，尚不足以撂倒胡适思想和理论，于是再接再厉，又相继列举了胡适“为考据而考据”流毒，谓“胡适本人一切考据都是有目的的考据，他自己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但他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纸堆中去，所以他教人‘为考据而考据’”。但胡适的考据“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的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的求证’，而实在是‘大胆的发挥’”。又说：“胡适的考据，一般说来都是证据不够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证据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缘传考证》是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一篇考证，他看了现代人写的一部笔记说《醒世姻缘传》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设，从而大胆地去发挥，就作出了结论。严格说来，在这一篇考证中，连一条直接的证据都没有。”[33]再之后，罗尔纲又列举了胡适“超政治超阶级”等荒谬、反动的思想观念，最后终于明白了历史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以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谓自己经过各种学习和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被从虚无幻灭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被拉出来的罗尔纲上得岸来，把投枪掷向胡适的同时，也对自己过去的人生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斥骂，他满含深情地感慨道：“这是如何不同的两个人生呵！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绘出了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旧时代里，革命向反革命进行斗争，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参加了革命，反动的知识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34]

罗尔纲这篇满含革命激情，内容思想均属上乘佳构的发言文稿，以《两个人生》为题，于1955年5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此文于五四青年节这个特殊的节日刊发，充分体现当局刻意策划安排，之间包含着更深层的政治意义。尚未行动或正在观望的其他同类人物，见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作者罗尔纲，如今亲自赤膊上阵向他的恩师胡适开起火来，并在青年节亮相于广大民众面前，胸中亦“豁然开朗”。同当年罗尔纲在南京尊奉胡思杜为老师一样，胡适的各色门生故旧也开始奉罗尔纲为老师，纷纷举起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老匹夫胡适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