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去世不久，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南开大学各院系便展开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庆，出了一个小纪念册，竟无张伯苓名字。直到1986年南开大学出了一个简介小册子，才有张的名字与一张小照。其原因或如张的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所言：“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即后人亦不能抑没也。”（载台北《中央日报》1987年4月6日）

[17]《胡适日记》影印本9月24日条，转引《重寻胡适的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 1960年6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话，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 1961年，胡适因病入台湾大学医院。12月10日，胡与前来照料的秘书胡颂平因其他的文章谈到了当年赠陈光甫的诗。胡说：“那是1938年做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贷）。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24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有人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的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征信新闻》，又误把它作为1948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说的“有人”，不能说单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内的。

[22]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 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4]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 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仅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和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面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分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下，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 “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述》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