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本来跟魏征无关，不过，他却对副使李桐客表示：“在我们奉召出京的时候，朝廷就已经宣布赦免所有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前罪不究。可如今却又把李思行他们当成罪犯往京城押解，这岂不是等于向天下宣布朝廷的赦免诏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吗？那你我二人出京安抚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岂不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国家的大计方针，就因为这么一件事，便全部被破坏了。既然是符合国家利益之事，便可以大胆去做。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而损害国家大计。如果立刻释放李思行这些人，免除他们的罪名，那么普天下的臣民，无论远近，都会从这件实事中看到朝廷的诚意。我们奉召出使，如果经过深思熟虑，确定是有利国家的，不应当畏首畏尾，而是勉力担当，以报效皇上对我们的信任！”

说完这番话，魏征便以朝廷的名义，将李思行等人尽数就地无罪开释。这本来是越权的行为，然而消息传来，我不怒反喜。

好，好！好一个魏征，我果然没有看错！河北山东，自此定矣！

不过，此时的国家，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的帝王之路，还有很长的征途要走。

精选自己人进领导班子

玄武门之变，绝对不仅仅是由我这个秦王取代前太子李建成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势力取代业已老朽的政治势力的过程。在这以前，朝堂之上大体来说，有三派政治势力：其一，是以我父皇和裴寂等人为主，他们控制着当时大唐的日常决策和行政权力；其二，是以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及支持者为主，他们能得到当时政界许多人的拥戴，在地方上，也有庐江王李瑗、燕郡王李艺等盟友，其实力不可轻忽；而第三派，则是我的秦王府人马。这派人马中，武有尉迟恭、程咬金等大将，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谋臣。不过，他们在朝局中人微言轻，没有多大力量。除此而外，父皇身边的萧瑀、陈树达等重臣的立场也倾向于我。不过这还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除此而外，朝中还有许多像李靖这样的中立派，互不相帮、明哲保身。在混乱的政局中，这无疑称得上是聪明之举。

然而，玄武门之变使得这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事变当日，父皇便昭告天下：一应军机大事皆由秦王——也就是我来处理。三天后，更立我为太子，诏曰：“从即日起，军队和国家事务，不管大小均委任太子处置，处置之后上奏。”整个国家的权力，在转瞬间便移交到了我的手中。

有了权力，自然还需要人去运转它。我的当务之急，便是组织起我的施政班底。所幸，经过这么多年的准备，要开出一份新的东宫文武官属名单就如探囊取物般简单：

宇文士及——太子詹事

长孙无忌、杜如晦——太子左庶子

高士廉、房玄龄——太子右庶子

尉迟恭、程咬金——左、右卫率

虞世南——中舍人

褚亮——舍人

姚思廉——太子洗马

名单中的这些人都是跟随我多年的旧部。宇文士及此前任中书侍郎、天策府司马。他自征讨宋金刚时便紧随我左右，后来迎击王世充、窦建德，无役不与，进封郢国公。在玄武门事变中，正是他讨来了父皇的手谕，彻底瓦解了建成残部的抵抗。

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哥哥，我的内兄。从少年时代起，他便是我无话不说的好友，跟随我直到今天。玄武门事变中，他与房玄龄、杜如晦两人出谋划策，终定大计。

高士廉，长孙皇后的舅舅，他负责释放监狱中的囚犯，并发给甲杖将他们武装起来，作为随时准备增援我的生力军。

房玄龄，早在我起兵征讨渭北时，就“杖策入军门”，前来投奔，是我最为信任和重视的谋士；杜如晦，自我进长安时就伴随左右，此后便不可分离须臾，他和房玄龄一起，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尉迟恭，他本是我疆场上的生死对头。武德三年，我挥军击败刘武周，他也自刘武周手下归降于我。此后屡立战功，多次保护我出生入死，化险为夷。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可以说是一往无前的先锋大将，有扭转乾坤之功。故而我不但将他任命为东宫武装的最高长官，还把齐王府的全部宝物尽数赐给了他；程咬金，也是王世充手下大将，后于阵前来降。说服我发动政变铲除宫府势力的这群人中，他主张最力。

而虞世南、褚亮和姚思廉，也早就备位于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均是学识渊博之人。

除此而外，还有掌握东宫机要而无实权的太子詹事主簿魏征。做这样的任命，不但可以表示我唯才是用，也可以表示新的东宫乃是海纳百川的新集团，这样便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同时，由于父皇实际上已经退居二线，原来伴随父皇左右的元老旧臣也自然丧失了过去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目前要着手进行的唯一工作，便是继续配合我把这出戏唱下去，直到我顺利接过皇位为止。

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一个相当烦琐的形式。老皇故作谦虚地辞让皇位，太子表示愧不敢当。老皇再度提议，太子再次表示愧不敢当。最后心急火燎的大臣们联名劝进，太子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不情愿地坐上皇位。其套路千百年来早已排演过多次，我只需依样画葫芦将其重演一遍即可。

然而这个形式却无比重要，天下人已知我手诛兄长，格杀幼弟。若是连这个皇位也是苦逼父皇而得来，那么世人又将视我为何物？！有的时候，名，比实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