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是他、房玄龄和杜如晦三人打消了我在举事之前的最后一点犹疑不定。而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的，也正是与我关系亲密，可以不避嫌的长孙无忌。在后面的整个政变过程中，也是长孙无忌冒死召回房玄龄、杜如晦等谋臣武将，共同策划政变细节。在事变当天，也是长孙无忌亲随我进入玄武门伏击建成等人。正因如此，我才会多次在群臣面前毫不避嫌地表扬长孙无忌：“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这话一说，也许很多人都不会服气。确实，论才能，论功绩，长孙无忌都不能算是秦王集团中最为顶尖之人。我对长孙无忌的评价，是十六个字：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也就是说，长孙无忌这个人聪明颖悟，属于能读懂别人心事的那种人，也有谋略韬晦，然而，要叫他真的指挥军队作战，那就不是其强项了。

打天下靠武功，如果说对此明显不擅长的长孙无忌没有什么过人表现还情有可原的话，到了治天下的时候，总该看出他的才华了吧。其实公平地说，在具体的治国理政才能上，长孙无忌比起房、杜、马周等人来，也还是稍逊一筹。要说直言敢谏，也不如魏征、王珪等人。自打跟我以来，他在我面前唱反调的举动可谓屈指可数。记得有一次，我对随行大臣们恳切地说：“做臣子的，顺着君王说的多，敢犯颜直谏的少。今天我很想听听自己的过失，希望你们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隐瞒。”当即长孙无忌便带头表态：“陛下没有什么过失。”还有一次，我拉着长孙无忌，一定要他谈谈我的不足之处。没想到长孙无忌依然回答我说：“陛下文治武功盛极一时，我们做臣子的跟着学习还学不过来，哪里还可能发现陛下的过失呢？”

就是这样一个才能并不十分卓著的长孙无忌，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赐予他位极人臣的尊荣和地位。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用一个人，并不是其才能越高越好，而是要看你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倘若其才不能胜任职位的要求，那就是浪费国家的公器。而倘若其才干远远超过了职务的要求，那便是浪费可贵的人才。有许多人求贤若渴，然而却总是以为任人选官越杰出优秀越好，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真正的用人高手，应像田忌赛马一样，让手中的上、中、下三等赛马都能发挥出恰如其分的作用。

不过，估计有的人会更加糊涂了。道理听着是没错，可长孙无忌是什么人？大唐首屈一指的重臣。论起地位权势，无有能出其右者，甚至，他还是我将来为太子安排的首席托孤辅臣。这样的关键地位，难道不正是需要上上等的优才之士吗？

错错错，大错特错。长孙无忌在朝堂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确实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可以说，他既是替我监督大小臣工的“监工”和“总管”，又是将来辅弼太子的“保姆”和师傅，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有哪一个皇帝，敢于放心将替自己监督臣僚和辅弼太子的重任交给一个才干超凡绝伦的臣下？

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事！相比起来，能力略逊一筹的长孙无忌才是我任用起来最为放心的人。把这两件要务交由他去做，即便是长孙无忌有什么私心，也翻不了天，捅不出大娄子。

个中原因很简单——能力有限。再加上长孙无忌与我还有两层重要的关系——他是我自小一起玩大的伙伴，又是我的大舅子。无论是讲亲情，还是说对这个人习性脾气的把握上，我都可以肯定，挑选长孙无忌来执行我的政治安排，可谓风险最小的策略。

长孙无忌是个聪明人，他对我给他的定位心领神会。所以虽然顶着功臣贵戚的身份，长孙无忌在朝廷中却表现得无比低调。我后来还曾赠送给长孙无忌四字评语：善避嫌疑。他总是机敏而巧妙地置身于各种政争和决策行政工作之外，暗暗在幕后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左右政局的发展。毕竟，他只是我的“监工”，而不是“代理皇帝”。如果过于高调，只能把自己变成矛头所指的对象，而这对他本人或对于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众臣面前树立长孙无忌的威信。毕竟，他在战争时期不甚突出的表现乃是一个硬伤，许多人嘴上虽然碍于我的面子不说什么，但心里未必服气，对此我可没少费心思。还是在即位之初的时候，我在举行祭祀回来的路上，曾在面子上对裴寂表示尊重，特命他与我同车而行，其实，那天与我同车而行的，并不止裴寂一人，还搭上了长孙无忌。

裴寂是武德年间最为尊贵的元老大臣，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不受我待见，但表面上他还是朝廷的最高官员。现在我拉上长孙无忌与他同车，一方面是借裴寂的威望来提高长孙无忌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向朝中大臣们暗示：新老政府班子的权力交接过程即将开始，而这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长孙无忌。很快，长孙无忌便从太子左庶子上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齐国公。不久之后，我又几次三番准备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然而，长孙皇后对此却极力反对：“臣妾现在已经是皇后，可以说是富贵至极，实在不愿意看到哥哥再把持国政。”

长孙皇后了解我的心意，她知道我如此重用长孙无忌，并不仅仅是因为长孙无忌是她哥哥的缘故，也并非是长孙无忌才智过人，而是因为我对长孙无忌的特殊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