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冉建议：未来企业要想赢得尊重，不仅要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也要想怎样让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务更多能够解决一个更大背景的问题，比如文学和音乐作品的分发和版权保护，比如扶持和鼓励创业者，比如带动中国的制造业升级。

梁春晓的建议是：腾讯可以尝试把即时通讯与青少年的教育结合起来。

周健工的建议是：腾讯应该让业界和社会甚至世界都认为它是中国一家在技术创新上有使命感和担当的企业。腾讯可以考虑成立自己的研究院，但不是应用创新，而是不断提出前瞻和“性感”的技术概念。第二，可以考虑创建一个国际性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论坛，由腾讯自己运作一个汇聚全球顶尖技术与行业领袖的国际性论坛。

刘德良的建议是：腾讯的研究院光研究技术还是不够，应该再建立一个发展研究院，研究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文化、产业、法律、企业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推动社会向前。吕伯望也持相似观点：“腾讯可以设立一个研究院，和外部的社会力量产生互动，发布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影响报告，建议和学术界、法律界进行沟通。有这么一个平台，腾讯就可以把社会力量调动起来，给政府提出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想法，这样能看得更远。”

而申音的建议是，腾讯应该利用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农民工、青少年网络环境净化、社会老龄化等问题。“有一本书叫《金字塔底部的财富》，它讲全球大概可能有20亿人处于中低层，像深圳的农民工这些就是最典型的，他们在过去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互联网，后来有了手机以后，成为最早的移动互联的用户。腾讯应该为草根阶层解决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通过QQ进行游戏、聊天等娱乐活动，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互联网没有变成生产工具。腾讯应该鼓励更多小公司去解决草根阶层的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做一个劳务工输出的网站，风险投资觉得这事根本没法做，因为那群人的付费能力很低，但是有没有可能做成？我相信有可能，但光靠那家小公司是做不了的。腾讯可以帮助小公司把这个事做了，中国很多农民工都有QQ号，QQ可以帮助他们创造性地解决底层社会现实的问题。另外，小孩和老人现在还很少用互联网。对小孩而言，很多家长觉得互联网环境不干净，腾讯能不能为小朋友创造良好的互联网环境，并且启发他们的智力？还有老人，我看腾讯的一个广告很感人，讲的是父母跟留学的儿子通过QQ进行交流。我最近打算买iPad，那上面有一个视频摄像头，拿给老人打电话，老人能看到视频对着聊，那个感觉非常好。”

企业应如何推动（而非干扰）规则和法律的制定？

法律和规则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对于互联网这种新兴产业尤甚。到底应不应该制定法律监管？如何监管？界限在哪里？这些都是未知数。当下，虽然腾讯面对个人隐私、垄断等多方面的指责，但是这些问题在法律法规上也未有定论。此时，作为行业领导者，腾讯所思考的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证明自己的无辜，更重要的是要促进行业的讨论，引导专家、政府和公众来思考这些问题，进而形成有益于整个行业良性发展的行业规范。

周汉华表示：“这是一个融合的时代，所有出现的问题在这个融合的时代都变成了新问题，没有答案其实也是正常的。包括像3Q大战中的扣扣保镖，是不是违反着作权？我们研究了欧盟的电子商务，这也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腾讯下一步去推动研究。

张平也指出：“很多企业没有完善的制度建设，规模很大时也没有参与建立规则的意识，没有大企业引领制定社会规则的责任感，更没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性，只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这是很多中国企业的问题。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与大国在国际规则制定的地位不匹配，导致中国尽管已经有相当大的外贸出口市场，却依然在国际贸易上没有话语权，一旦出了事情就非常被动。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这方面，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应当比外贸出口型企业更有优势。”

吴伟光的建议是：“腾讯应该资助和维护一批学者，让学者提前作研究，针对反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课题……腾讯应该有专门的一群人或者一笔资金，作这方面的预测，国家现在没有能力支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