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家对于制造业的重视，不外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即便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人们吃穿住行所需要的物件仍需要制造；另一方面就是，就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也离不开制造业的支撑。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最终还是需要经过制造业来体现，比如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技术发明，需要应用在火车、轮船等机器制造产业中；信息革命中的芯片技术创新，也需要应用在计算机、网络设备这样的科技产品中。服务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业的“延伸”，任何一种机械产品、装备，都不可能不需要售后服务，一辆汽车的销售后面会伴随专卖店提供的一系列后续服务。

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尚且不敢轻视制造业的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对于制造业的重视既是必然，也是国情使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做出这样的判断和结论，除了基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不能“拔苗助长”，必须做完工业化后期应当完成的作业，才能依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关于历史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实际上在制造业的国际大迁移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制造强国之所以强大并顺利进入下一发展阶段，根本的原因就是制造业在每一阶段都发展得比较充分，从而为其进入下一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相反，若一味脱离现实地“拔苗助长”，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受挫。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匹配，欧美国家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金融衍生产品，忽视实体经济实际发展水平，导致资本市场的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危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些国家“拔苗助长”的一种矫正。

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发展制造业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现在的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时期，二元经济的特征在许多方面得到表现。在社会发展程度上，既存在类似北京中关村、北京金融街这样掌握着高端技术、巨大财富，并且非常发达的地区/城市，也存在类似甘肃农村那种整个家庭可能只有一套正式衣服的贫困地区。根据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对二元经济理论颇有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论断，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如何吸纳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制造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除了制造业本身具有吸纳大量劳动人口的功能，制造业的发展延伸出来的服务业也是吸纳就业人口的大“容器”。根据二元经济的特征，在人才和技术具有较大优势的东部地区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在中西部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既制造飞机轮船，也制造皮鞋和袜子，让中国的制造企业布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来看，尽管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高素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是中国制造业赶超的对象，但目前来说，我们还不具备大举反超的实力，还必须在不断发展中集聚超越的力量。对于类似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某些地方的劳动力成本要比中国便宜，但从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来说，却又要弱于我们。因此如果中国放弃制造业，片面追求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颇有“舍近求远”之嫌，也绝不是最佳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