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属于一种自发的民间金融活动，能解决短期的资金紧张，使穷人能靠亲朋友人的力量先办事，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人情账”存在要有一定的环境条件：首先，有一个流动性较低的交际圈，这个圈中的人互相有了解；其次，形成了礼尚往来的习俗，如无特殊情况，有请必到，破坏这个规矩的人不多；再次，对等原则，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邀请人，而且要几乎等量地回报别人的赞助。这样，游戏才能持续进行下去。当地有个笑话，一个单身汉，总是被请去吃酒，但他家里实在没什么事值得大张旗鼓地办，最后，借家里母猪生崽办了一次庆贺酒席，以前送出去的“人情”才收了回来。

“人情账”背后的习俗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基于如果我尊重别人的权利，别人也将同样尊重我的权利的稳定预期。习俗是一个成本很低的推动力量，而且一旦参与，就拥有了要求别人回报的权利，形成了不断的利益链条，具有持续性。似乎应了先哲休谟的话，两人划船不是靠相互承诺，而是凭着双方的默契或惯例。

如果制度来自于习俗并形成一致的行为准则，那将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相应的道德判断。只要违反了这个规则，就会在人们心中自动产生消极的道德情感，如内疚、羞耻或焦虑。此时增加了消极道德情感的心理成本，它足够大时，行动人减去心理成本的收益就会小于遵守规则时的收益，此时参与人即使未受到第三方监督也不愿违反规则，这就是业已建立了习俗道德准则的结果。

抛开违规的心理成本，再从“受害人”身上看看他忍受损失而不退出游戏的极限。参与人一辈子要付出4万余元，如果游戏正常进行，基本能收回这些投资。即便只能收回一半，损失按70年分摊也能忍受，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对方完全不做回报的“背信弃义”行为，这更多的是造成感情上的永久性伤害。但这种伤害是针对部分个人的，还可以设想这些债务转移到对方的后代偿还。经济学家YOUNG证明，一旦某种惯例建立起来了，除非遇到随机扰动或者人犯了错误，否则它将恒久不变，并自我实施。而且只要错误不是经常发生，该过程还将收敛于旧惯例。“人情账”就是一个重复进行的博弈，只要参与人相信别人一定会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他自己偏离这个规则就是不合算的。参与人基于共同信念作出的决策决定了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制度表征，这样制度就成为自我维系的、浓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人视为当然，除非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的事情。如果违规的人太多，可能造成了对习俗的永久性破坏。

我们借助实验经济学方法抽出“人情账”的约束条件，检验能否在较大范围里推广。可以设想，总有人在别人提出支援要求时，手中已无足够现金的情况，这时他可以临时向别人借一些，也可能会违反游戏规则。假如他违规了，对方就会说出来让其他人了解，下次轮到他寻求支援时，其他人也可能因不信任而拒绝支援。当参与人事先意识到这个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要么遵守规则，要么一开始就不加入游戏；如果他偶尔违犯，就必须避免再犯，以争取其他人的谅解，或者中途退出游戏。可以看出，在游戏过程中，依靠自我强化的机制是可以纠正错误干扰的。习俗就是最根本的元素，没有这个习俗的维系，参加的人少就不可能实行起来。从亚当?斯密年代开始，人们就认同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制度可以弥补部分的市场失灵。其实习俗(文化)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也起着调节交易活动的作用。尤努斯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穷人的信用密码，并通过制度加以固化，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说“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在农村靠民俗(文化)的约束力可以得以生存的话，那么在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这种约束力则消失殆尽。在城市，个人信用系统的建立将对“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信用制度化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个人信用体系非常完善，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1830年，英国伦敦成了世界第一家征信公司，30年后，美国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信用机构。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诈骗案仍非常多，抵押借贷机构遭受严重亏损。12家财务机构发起形成了香港第一个征信数据库。1985年，进一步扩展至公司及私人的债务拖欠资料(负面数据)记录，大大提高了信贷风险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