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置好备航工作的毕重远来到舰长室，把邓兆祥请到舰桥上，劝说他参加起义，负责领航。对此，毕重远早有考虑。

起义的理想目标是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安全航行是重要的环节。在起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航海经验，能够指挥航行。只有于家欣一人是搞航海雷达的，勉强可以依靠他通过雷达观测冒险航行，然若航海雷达一旦发生故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如果争取到既有丰富航海经验，又在舰上享有威望的人参加起义，指挥航行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舰长邓兆祥。

可这种设想有可能实现吗?毕重远自产生了这一想法后，就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他感到邓兆祥是个爱国的、富有正义感和自尊的人。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服役，完全凭借自己的技艺和经验走上舰长的位置，与国民党及其海军部没有什么裙带瓜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海军部对他并不十分信任。在接“重庆”号归国途中，因他“撵走了保驾的英国朋友”，遭到了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严厉训斥，说他“稍微学到了一点本事，就以为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毕重远记得他在挨训后，一个人在舰长室闷闷不乐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桂永清后来将他的把兄弟派上舰，担任见习舰长，就是准备取邓而代之的，对此邓心中也很清楚，自然与国民党海军部离心离德。

在舰上邮政室活动期间，毕重远偶然地发现邓兆祥既不订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也不订国府军方办的《扫荡报》，而是订了一份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一份进步刊物《展望》，从中可以看出邓兆祥内心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倾向。综合这一系列现象，毕重远认为，只要向他申明大义，耐心说服，是可能将他争取过来的。其他几位起义骨干，都同意这种分析。

然而，实际的说服工作并不顺利。毕重远首先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说明长江以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长江天堑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同时指出，正是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才导致了起义行动，也只有参加起义，方有光明前途。

邓兆祥一语不发地听着，面色十分严峻。的确，从对某个政权不满，到以行动同这一政权为敌，是个很大的跨度，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抉择，其内心的斗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身为一舰之长，一举一动全船系之，他必须考虑整条军舰的沉浮，五百余官兵的安危。他此时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和拥护起义，起义者们是否能控制住舰上的局面……这恰好反映了邓兆祥稳健审慎的性格，如果他随即附和，倒不成其为邓兆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