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中共机关遭破坏，有关人员被捕，就需再调些人员进行补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机关遭破坏后，从内地调往上海的。由于中央机关屡遭破坏，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来提出秘密机关社会化的思路，设立的机关要以工厂、商店、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形式做掩护，机关工作人员装扮成不同类型的家庭，利用各种合情合理的保护伞。

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的吴德峰家中。当时吴德峰、戚元德夫妇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妈子的角色。

因为她初来乍到，需要有个熟悉环境的过程，并未承担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时一家就是一个工作站，有许多杂务要处理，而且假戏必须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间、接待客人、买菜烧饭、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妈子也没太大的区别。

习惯于轰轰烈烈搞宣传鼓动、从事工运的周惠年，对此很不适应，何况在来之前她就提出过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要求。于是，她向吴德峰当面请求调换工作，要到工厂去。不料，遭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革命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

虽然吴德峰的口气比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说的在理，便逐渐安下心来。不久她担负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员的工作。

在时下一些电影里，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多是西装革履、锦衣金饰，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店，气派潇洒。可周惠年对我讲的情形，与之简直异如天壤。当时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每天只有四个铜板，一月仅一块多大洋。

四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一副大饼油条钱吧，可她要维持一天的生计，以至入冬了，她还靠几件单衣御寒。她默默地忍耐着，直到一天她冷颤瑟缩地与吴德峰、戚元德会面，组织上才了解她的窘境，给她十块大洋，用来购买夹衣、棉衣。

对艰苦的条件，周惠年时常考虑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改善，也可减轻组织的负担。闻知住守的机关附近，有一爿丝袜厂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联系了一下，老板对她很满意，说妥每月30块大洋。她高兴得不得了，一来可为组织解决一点经费；另外自己有在工厂发动群众的经验，可借机开展工作。

    了革命的需要，她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继续她一个月一块多大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