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特科，周惠年接触到后来成为她的第一位丈夫的谭忠余。当时，他已是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起初，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往来。

谭忠余是上海宝山县人，和顾顺章是老乡，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有个妹妹在纱厂做工。北伐战争期间，他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从此加入革命队伍。据周惠年回忆，谭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他介绍入党。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了一系列惩治危害中共的叛徒和奸细的行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轰动一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的行动。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为了邀功请赏，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设在新闸路经远里的江苏省委机关开会的消息，透露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经与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采取行动，逮捕了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五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也将白鑫一起逮捕，随即置于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之下，以防红队追杀。

中共五位重要领导人被捕，在中央引起很大震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于当晚即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迅速查明被捕真相，如发现叛徒，坚决予以制裁。

特科通过内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随即查出彭湃等人被捕，系为白鑫出卖所致。并得知8月28日，彭湃等人将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当即下令特科全体出动，在囚车经过枫林桥一带时，武装劫车救人。

8月28日清晨，一群电影摄制人员在枫林桥边拉开拍片阵势，过往的行人和小商小贩也多于往日，他们都是红队队员装扮的。按计划，枪支将放在皮箱内，由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用脚踏车带到劫车现场。可范梦菊迟到了，红队队员还来不及清洗掉枪膛里的黄油，囚车已在森严的戒备中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