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把夏娘娘悄悄举动都看在眼里的周惠年，心始终悬着，襁褓并非藏东西的稳妥之地。到了巡捕房，周惠年抱起孩子上厕所，想乘机销毁信和照片。可厕所里有人监视，没能得手。

马上就要进行提审了，情况十分紧急，夏娘娘向巡捕要了一杯水，抱过婴儿，示意周惠年挡住巡捕们的视线，悄悄把襁褓中的信和照片撕碎，一点点放进嘴里，和水吞下。证据消失了，可夏娘娘从此落下了胃病。

在关押一周后，她们又被送上了租界的法庭。法官看着她们又有老、又有小，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且不久前刚被宣判无罪，就打算再次将她们释放。但列席旁听的国民党公安局的官员不同意，提议引渡，结果租界当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她们被送进了上海市公安局，据周惠年回忆，当时江青也被捕关押在此。这里的食宿条件非常恶劣，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烂菜帮，有时饭里还能吃出锈铁钉、死耗子。上了年纪的夏娘娘不久就病得很厉害，她的手、腿脚因长年的劳作和风湿症痉挛麻木，生活无法自理，讯问时，都是看守们架着她走。

第三次被捕的周惠年，既要照顾一个3岁的女儿、一个未满月的婴儿，还要服侍夏娘娘，还不时得接受刑讯，加之恶劣的食宿环境磨难，她也病了，眼睛肿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她没有屈服，顽强地活着，她非常清楚，只有她坚持住，才能保障其他的人生存。

国民党当局从她们身上一无所获，却又不甘心将她们释放，就把她们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这里，周惠年的牢房曾和李得钊的牢房挨得很近。同牢房博古的妻子张越霞悄悄告诉她：你的丈夫就关在斜对面。她这时眼睛依然肿得什么都看不清，可她还是按照难友所指的方向使劲遥望，虽然她没能看见李得钊，但她相信李得钊看到她了，她由此平添无穷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当她的眼疾稍好后，李得钊早已被迁移到别的牢房，她再也没能看上她丈夫一眼，但她现在能看清她的难友们了，有些难友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她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

数月过去，被捕时才二十多天的婴儿，已经半岁了。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也许是由于渴望阳光，他总不停地啼哭，哭得肚脐突出。看守被哭闹吵得难耐，就厉声吆喝周惠年制止孩子哭闹。周惠年说：他这是要出去，到牢房外面他就不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