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箱国库券点数点得天昏地暗

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1986年证券公司拉队伍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导的，每省分行都要办一个，而且只允许办一个。上海人提出，上海的情况特殊，要多办几个。北京同意了，但必须有一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这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了个申银证券，万国证券是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是交通银行的崽。

这里特别值得记录的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龚浩成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办证券公司：“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好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这种理性约束利益的情形是不多的。果然后来证券公司先后脱离了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脱离了权力机关。而申银证券在成立了两年之后，1990年9月被龚浩成挥刀斩给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虽然没见文字记载，但龚浩成一定落下了埋怨，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部下，因为龚浩成将一个金娃娃送给了人家。

申银证券成立后转工行前，唯一做过的一笔股票买卖是买进4.5万股电真空。申银证券这块牌子给了人家，电真空股票也转过去了。当年电真空的买价是每股102元，卖给工行是每股105元。但签字后没几天，电真空股价飞涨到每股150元，转眼间工行赚到1 800万元，像天上掉馅饼。

咬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的是阚治东。

如果说阚治东是靠天吃饭的，那不公平。在接手申银证券之前，阚治东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时，就透着精明。

1988年国库券允许流通了，阚治东就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里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个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种方式比今天的即时报价撮合成交差得多，但比杨怀定要先进许多。杨怀定雇人满世界寻价报回来，然后他亲赴携款购进，扛回上海卖出。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发生在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 000多万元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

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1 000万元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今天下午就动身。”

1 000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措这么多钱？阚治东立即给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1 000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50箱国库券，点数点了个天昏地暗，足足装满了10条大麻袋。怎么运走呢？

本来想搭飞机走，保卫处从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借了几把枪，但带武器不准上飞机。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怕有麻烦。包几间软卧车厢，行不行？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

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

有意思的是，阚治东们刚回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又发文通知：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继续经营国库券买卖。

这1 000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证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