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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2)

中国商帮600年 作者:王俞现


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堪称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战国到明朝,这一命题如影随形。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汉武帝时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筑过长城。

长城千年的修筑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题,这让长城多少有些归于宿命的悲壮。《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长城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

该书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自从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并下结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

长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但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旦南侵的铁骑出现,明朝的北疆就犹如洞开的门户,大有无从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

尽管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归化、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实际上并不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当时的边境实则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为标志,仅有中国骑兵巡逻其间。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当时山西行省囊括的范围远较现在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以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于当时山西行省的关口就是5个,分别是大同镇、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绥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首领俺答说: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段,军队后勤维护费用偏高。

明初与宋初一样,都作了一个囚徒式的选择,那就是聚于防守。尽管朱棣不甘认命,但最后落下的仍是一个认命的结果。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了86.31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明朝亟须经济的恢复来巩固和捍卫疆土。

当时,蒙汉交兵,北部人烟稀少,如何为军人和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一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分量及其拱卫北京的重要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有所倾斜。

历史上并不缺少像朱元璋这样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绝对忠诚,不容许有丝毫欺瞒。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要求“无不奏闻”。

太原人杨宪就充当过这种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为办事干练,杨宪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后被委派到老家当行省参政。1370年6月,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当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山西马邑,路远费繁。杨宪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政府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200斤),并允许这些盐被贩卖到指定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盐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让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的这一建议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政府来说,显然并不现实。若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官办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建朝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并下谕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大臣: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

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这实在是一石三鸟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国家税收、军饷供应有关,也形成了山西、陕西、徽州盐商推动各自区域商帮萌芽、兴起的基础性环境。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盐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韩毓海认为,明政府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在战争中向私人银行家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相似性。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情形的形成。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1796~1820),这种状况还一直没有改变。嘉庆时的《两淮盐法志》记载说:“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

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府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往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销售权。换句话说,开中制通过盐业运输和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的增大,完成了盐的空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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