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朱祁镇在位时，用银之禁已经松弛。《明史·食货志》中提及：正统初年，纳税不用金银，“唯坑冶税有金银”。所谓坑冶税就是开采铜矿者要向官府交纳的税种。“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铜）钱”，纸钞被搁置在一边。

不仅如此，1436年明政府将江南的赋税一概以折银征收，第二年，下令两广、福建将输送南京的税粮折纳白银，有愿纳布绢者亦可。1438年，山西布政司衙门试行农田货币税，将山西各府州县运往大同镇和宣府镇的40多万石税粮改征为税银。税银由百姓统一交纳，政府统一征解，尔后输往边关，由军方就地购买所需的粮食。

在此前后，已有一些较有资本的商户采用变通的手段这样做了，他们带上棉、布等轻便之物去边区贸易，然后用换来的银钱就近购买米粮，上纳国仓。山西试行几年后，官民一时称便，1443年用银纳税遂成定例：省内中部和南部的常项输边税粮，改征为税银，而只在雁北地区保留旧例，仍实行实物税──上纳本色米麦，输入军仓。

1465年，户部尚书马昂乘宪宗即位之初，就上书钞法不通，建议将天下户口、食盐等项，铜钱和纸钞各半征收，这个建议也随即得到刚继位两年的宪宗皇帝的批准。同时，政府也承认了事实上的纸钞贬值，放弃了1贯宝钞兑1 000文铜钱的官价，下令“每钞一贯，收钱肆文”，尽管这一纸钞价格仍比市场偏高。

这一政策让铜钱有了后发制人之势，但好景不长，民间对铜钱的猖獗私铸，再次置铜钱于尴尬之地。私铸铜钱的利润可达100%~200%，这足以让人们以身试法。私铸的铜钱成色品相千差万别，搅乱了市场，导致铜钱贬值和物价上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在其《劣币与良币：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480年，北京的物价突然上涨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一方面，这一年河北多个地方，包括顺天、河间、保定、永平等府出现天灾，农产品收成下降，米价随之腾贵。推动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除了天灾外，还有劣币的泛滥。当时，顺天府大兴县民何通上书，指出铜钱的贬值最令小民受苦：“看得先年每银一两，准使铜钱八百文，以此钱贵米贱，军民安业。近年以来，不料外处伪造铜钱与贩来京，在卫货买行使，每银一钱，准使一百三十文……近于十二月以来，街市选拣，铜钱阻滞不行，米价愈加增贵。”

从每银1两值800文铜钱到值1 300文，铜钱币值大跌。不仅老百姓深受影响，明政府也为库房中由折税赋缴纳上来的大量积存的铜钱发愁，政府甚至将这些铜钱折发给成化十一年未领到俸米的官员。银矿较之铜矿少，私铸的可能性较小，白银保值度一贯不错。在这个过程中，白银成为最大赢家。

之后，1474年两淮、两浙盐场灶户上缴的课税也以银计。1477年，周忱巡抚江南的继任者──河南襄城人李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他见山东、河南的输边之饷道远耗费，便悉令输银。1484年，李敏改督漕运，“寻召拜户部尚书”，他大刀阔斧地进行税制改革，主持将北畿（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的运边物资，不论夏税、秋粮，凡是运道稍远者，都用银折征粮税。《明史》载：“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

1488年，政府公认每钞1贯折银0.003两，只相当于原来价值的1/333。由于库藏空虚，明政府下令“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司局”照旧钱钞兼收外，其“河西务等处钞关并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刘家隔、正阳镇柒税课司局”，都折收银两，由此，各钞关税收大多改征银两。纸钞在民间失去信用，已经贬值到无可挽回的地步。1489年之后，政府再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以使宝钞获得普遍接受。

最早注意到明初民间实际使用通货状况的是傅衣凌。他指出，明朝前期的100多年间所使用的通货是很复杂的，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以钞为主，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年间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1464~1487）、弘治（1487~1505）年间以银为主。

李敏任户部尚书的时间，跨越成化和弘治，直到1490年。他得病乞休，在帝“复力请”仍不从的情况下，“乃以叶淇代”。叶淇不仅在李敏之后做过大同巡抚，而且是李敏在户部尚书一职上的继任者。

叶淇变法：徇私的乡情？

1492年，哥伦布携带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率领一支小型船队驶向遥远的未知世界。从那一刻开始，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中的一段描述。

同年，在徽州商人建言下，淮安籍户部尚书叶淇进行了盐法变革，史称叶淇变法。从此，山西盐商失去了开中制带给他们的地域之便，并在日后平添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徽商。

徽商并非现在安徽商人的简称。“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当时安庆府为安徽的政治中心，而徽州府则以商业和文化著称于世。徽州商人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古徽州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六县。其中，婺源现属江西，绩溪属安徽省宣城市，其他均在安徽省黄山市内。

在历史上，徽州与江南的关系非同寻常。西周以前，天下分为九州，徽州属扬州，那时那里还是“蛮夷”之地。在南朝陈文帝时，徽州仍隶属于东扬州。在明朝的行政区划中，无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从这种意义上说，叶淇是徽州商人的老乡，而祖辈在南京、在安徽濠州（今安徽凤阳）长大的朱元璋也是徽商的老乡。作为开创新王朝的核心成员，朝廷的主要顾问及文官武将李善长、胡惟庸、徐达、常遇春等，均是南直隶人。前两者是安徽濠州人，后两者是当时属于凤阳府的现安徽定远人。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经商，寻常百姓又拿不出经营盐业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仅有少数商人来到两淮。

叶淇变法前，开中制已经被破坏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其一，明政府增加了每引盐的纳粮数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愿纳米开中。其二，权贵上奏讨取盐引，垄断开中，贩卖私盐，使开中商人受到排挤。其三，灶户不堪剥削，纷纷逃亡，盐产量大减。其四，明政府基于财政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提前敛取的政策，任意增发盐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盐引过多，甚至到孙子那辈都得不到兑现，严重挫伤了他们开中的积极性。

甚至在1429年，有商人手中还持有27年前颁发的盐引无法兑现。以松江为例，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有待政府支盐的盐引就多达60多万引。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发生了大同各城草豆不足，开中长芦、河东盐引而无人上纳的局面。弘治二年（1489年）因无盐可支，明政府就允许盐商购买灶户正课之外的余盐以补正盐之缺，结果引起私盐泛滥，全国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于是才有了叶淇变法。

1492年，叶淇在其上任的第二年就着手进行盐法变革，将原来的开中制变为开中折色制。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到边区纳粮，变成直接交钱，以换取盐引。换句话说，折色制与开中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筹集边饷的方式不同，前者以白银为中心，后者以实物为中心。

明朝是一个低税负的国家，政府可控制的财政收入有限，叶淇变法等于将盐税揽在国家手中，也就是让盐商直接缴纳白银到中央政府，然后由中央政府组织运力，以保障边防军饷。此制的确立，标志着边饷筹集体制由物物交换到了银物交换的新时代。

但在当时，叶淇变法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明朝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在叶淇变法之下，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2.5斗，过去值银3钱（1钱等于10分），现在仅值银5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3.5~4.2钱，则获利在8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100多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