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没听见他说的话。我正在奇怪在这个房间为什么会感觉空荡荡的。外面的大厅以及起居室里都被布置得很华丽，就像在炫耀自己钱花不完一样。而对比起来，德雷克的书房简直跟牢房一样简陋。除了桌子，小桌子和两把椅子，角落里一个三折的屏风，就没别的家具摆设了。墙上也没有挂画，也没贴墙纸海报之类的，虽然有书架，但是书架上一本书也没有。桌子上一支笔、一个本子都没有，除了一部电话、一个台灯。奇怪的是，还有一卷胶带。

我只是略略地四处环视了一下。桌子后面的墙上是巨大的窗子。这吸引了我的注意——远处是一个漆黑的矩形，仿佛散落的珠宝一般的是新泽西的点点灯光，而上面，则是天空中微弱的星光。

窗户中间的那条线，就是两半窗户闭合的那条线，被长约六十厘米的褐色纸带粘住玻璃。这扇窗户，一看就是被彻底关闭了。这使我想起，我刚刚撞开门进来的同时听到了纸撕裂的声音。

我转过脸来，爱琳娜还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门内侧和墙柱之间有更多的纸带，四条已经撕裂成了两半，另外两条被拉得松动了，耷拉着挂在门边上（纸带自内贴紧门缝）。

就在这时，一个轻快有活力的声音从大厅传了过来：“你怎么能让前门洞开着，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让冷风直灌呢？”

爱琳娜转脸，对面站着一位宽肩膀的年轻男子。他有着波浪般的卷发，打着手绘的领带，看起来非常自信。她大喊了一声“保罗！”，然后跌跌撞撞地扑到男子的怀中。

他对她眨了眨眼：“嘿！怎么了？”他向屋里看去，看到了桌子旁倒在地上的东西，瞬间浮现了自信心消失掉的神色。

加勒特医生走到门口：“肯德雷克，”他说，“带爱琳娜离开这儿。我马上——”

“不要！”爱琳娜哭喊道，她直起了身子，突然转身准备走回这个房间。

但是保罗拉住了她：“你要去哪儿？”

她挣扎着想挣脱他的手：“我打电话通知警察！”她的视线顺着地板上的血迹延伸到了那把翻倒的椅子以及桌边的昏迷女子，“就是她，杀了爸爸！”

就在那时，我准备冲进去拿起电话。但还没走两步，那个穿着浴巾的女子突然尖声惊叫了起来。

她两手紧紧抓住桌沿，眼睛直直地盯着德雷克的尸体。

一直盯了好久，仿佛一尊石制的雕塑。突然，她身体颤抖起来，又张开了嘴，医生一步走到了她面前。

他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

她停止了悲鸣，但眼睛里依然写满了恐惧。她依然紧盯着尸体，仿佛这是地狱来的恶魔。

“歇斯底里症，”医生摇了摇头，看着我捡起电话，“顺便也叫一辆救护车。”他转身和保罗·肯德雷克交谈，命令他立即把爱琳娜带出去。

爱琳娜·德雷克用自己大大的不解的眼睛注视着穿浴衣的女子：“她，她杀了他！为什么？”

保罗点了点头，拉着爱琳娜，转身把她带出了房间。

警察总是能从电话上找到太多指纹，但是没几个有用，因为指纹相互覆盖不好辨识。但是我很小心地拿起电话筒的一端。警察的总部有了回应以后，我把事件前后快速简短地概括出来，并让加维甘警探回我电话。我告诉了他们德雷克的电话号码。

当我正在通话时，我看见加勒特医生从小皮箱里拿出一管注射器。在我挂上电话时，他正准备往那个女人的胳膊上刺。

“那是什么，医生？”我问道。

“镇静剂。不然她又要不停地尖叫了。”

针刺进她的皮肤，但是她仿佛没有感觉到。

我转过脸，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什么闪光的东西。我走近我们那些是什么，却发现自己丝毫不懂，仿佛看到了超生了起来。会画。那是两个圆锥形的东西，每个大概有五厘米长，上面的纹形好像糖纸一般，一个是栗色花纹的白底，另一个是艳红色花纹的乳白色的底。

“德雷克，”我问道，“他收集海贝壳？”

“不啊，”医生满面愁容地看着贝壳，“但是我曾经收集过。这不是海贝壳。这是一种菲律宾的树蜗牛。”他的愁容从贝壳上转移到我身上，“对了，你是谁？”

“我是罗斯·哈特。”我顺便说了我为杂志撰文而来采访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问道：“为什么这个房间被这样封闭起来（指用胶带自内封窗封门）为什么那个女的穿成那样？”

明显地，跟所有的医护人员一样，他面对记者采访的态度也出现了：“我只——”他有些顽固地说，“和警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