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契尼( Puccinu)催人泪下的凄美歌剧《波西米亚人》（LaBoheme）中，鲁道夫和咪咪坠入爱河。他是一个波西米亚诗人，而她则是一个贫穷的刺绣工；他可以和他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波西米亚朋友一样，选择快乐的贫穷，并拥有“百万富翁的精神”，而她则只能忍受孤独和贫穷。她得了消耗性疾病（结核）。鲁道夫意识到她快要死了，向他的朋友埋怨说：“她被贫穷榨干了。要赋予她新生，爱是不够的了。”

咪咪说：“冬天的孤独等于死亡！”当然，咪咪最后死了。我们同鲁道夫一样潸然泪下。

普契尼与他的剧作者加科索( Giacosa)和伊丽娅(Illica)，除了描述了一段美妙的爱情故事，还为本书的主题做了初步介绍。咪咪和鲁道夫都很贫穷，他们都没有钱，都住在冰冷的公寓中，但是结局是她死去，而不是他，这个结果绝非偶然。那么她和他的贫困究竟有何不同呢？贫困并非仅仅缺钱。他和他的波西米亚朋友——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和哲学家——都能自我操控自己的生活。他们过着自己所选择的生活，过着与这位可怜的刺绣工截然不同的生活。歌剧还进一步展示了爱可以拯救生命，孤独则可以结束它。爱和孤独都很重要，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则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孤独在冬天寒冷的环境中危害更大；爱可以提高生命质量，却不能挽救贫困的压榨。

那些生命的重要事件、对自我生活的控制、爱和重要的社会关系、不能用金钱度量的财富，都和我们在何时何地死去密切相关。我并不能像普契尼那样操控剧情的发展，但是本书将要回顾的那些科学发现，却、使我走向了和他相同的方向。这些发现证明普契尼的逻辑是正确的。我们生活的环境——自主地控制我们的生活、爱、快乐、社会关系、不能用金钱度量的财富——影响着疾病。这主要是因为，对生命有益的因素在社会中不均匀地分布，以至于我们的健康和死亡中都体现着不平等。

生和死不是对立的两面，它们密切相关。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健康和生活是分离的。我们认为，健康是和基因、卫生服务或者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相关；而生活则是教育、家庭、事业、朋友、挣钱和消费、精神和文化生活，还有就是所有这一切发生的社会。但是无论健康研究者环视四周，还是通过他们的显微镜凝视世界，他们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健康和生活并非分离的两极。这并不是说基因、医疗服务和生活方式对健康就不重要，而是，如果只思考这些，就忽略了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也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患病的风险和生命的长短密切相关。

再没有比在社会等级中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了。假想我们见证了一个大规模的游行。每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正规教育来分层，并从最低到最高排列。从那些受教育年限最低的人开始，依次从我们面前走过。

游行队伍从那些失能和智障人士开始，然后是没有完成小学的，进而是高中辍学的，最后是完成各种各样不同等级的大专或大学教育的。沿着游行的队伍，我们可以见到举止行为的变化、自信心的变化，还有就是不断增加的富足。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健康之光不断增强。

如果我们可以测量这种光芒的话，我们将发现，这种按照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排序，同时也非常精确地把人们按照健康水平和生命的长短排列了起来。教育程度越高，人们活得时间就越长，他们就越健康。并不是说那些走在前面的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健康水平就差，那些走在最后的人，哈佛和剑桥的毕业生，健康水平就高。而是说，我们的游行队伍把每个人都放在其中，这是整个社会展现出来的社会健康等级。总体来说，多几年的教育会转化成更长和更健康的生命。为什么呢？

在我由此就得出“全民教育将导致全民健康”的结论之前，让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游行。让每个人回到游行的起点，忘掉他们的教育，按照他们的收入来排序。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序列系统——低收入的排在最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结果仍然一样：收入越低，人们的健康水平越低、寿命越短。这又是一个等级现象，那么，是不是所有有钱人的健康水平就高呢？同前面提到的教育一样，这样说也是为时过早。我很纳闷：究竟是哪个呢？是钱还是教育？现在让我们再次用父母的社会地位来重复这一游行，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但是给予人们两位社会地位更高的父母，以预防早逝似乎就要困难许多。再试试用职业来排序。给职业某个相对的特权打分数并不困难——医生和法官比商场导购高一些，后者又要比无技术工人要高一些。结果依然是：工作的特权等级越高，健康水平则越高。而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去当法官和医生，人们也许就会想知道究竟工作的什么特征如此重要，以至于能够产生健康的等级。

我们重复了这个游行4次之多，每次是使用新的排序系统，但是在排序过程中仍然有重叠。比方说，上了大学的人的收入总体上就比没有上过的人高；父母社会地位高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上大学；那些拥有顶级工作的人往往有更好的教育和收入。这里虽有重叠，但是每个序列都不相同。神学教授受的教育比管道工高，但是收入却要低一些；证券市场交易者收入是牧师的好几倍，但是职业特权等级却要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