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系统在人事、财务上都不独立于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司法不独立导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公权力屡屡侵犯私权利，这在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拆迁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是弱小的，因此司法的有效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拆迁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院可以判决实施强拆。但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就非常重要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修建帝国大厦时，很多商户要被拆掉。当时，这些商户就提出，修建帝国大厦是商业利益行为，我们私人商户也是商业利益，凭什么我们小商户要给大商户作出牺牲？后来法院还是裁定帝国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国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能否强拆、强拆的补偿标准，就缺乏一个好的争端解决机制。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就是一个好的说明，公众对法院缺乏信任，这是很大的危机。对法院缺乏信任，也体现在很多群众遇到问题不去法院而是去政府上访的选择上。在追求稳定与和谐目标下的短期化行为，更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对公权力的信任。正如孙立平教授评价的那样：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二是司法不独立和司法腐败，不仅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纠纷双方都要想方设法搞定法官），而且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性执法”，也就是说做了坏事不一定被抓，被抓的也不一定是最坏的。对财产安全感的缺乏是近年来出现移民潮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与20世纪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当下的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富二代”、“官二代”逐渐增多，国内“裸官”越来越多，深圳等地甚至专门出台对裸官的任职规定。

因此，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是权贵阶层最喜欢的：一方面政府保留了很大权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为财富提供了放大机制与合法化机制。可以说，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为权贵阶层牟利提供了理想土壤。

不难得出结论，出路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对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言，雷锋和包青天都是不可取的。

首先，制度设计非常关键，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要设计出好的制度，必须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样的制度才会漏洞最少。相反，如果认为每个人都是雷锋，那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美国在制定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贼”，不是不信任官员，而是为了保护官员。由此理念出发，总统、司法、国会相互制衡，再加上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滥权的空间。

其次，要超越对贪官的道德谴责。应该说，我们对官员廉洁的教育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结果呢？中山市前市长李启红、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边高喊廉政反贪口号，一边大肆贪腐，而这绝非孤案。更有甚者，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更把反贪权力当做贪污的工具。曾锦春在被执行死刑前说：“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因此，这些贪腐官员，既令人痛恨，又值得同情，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保护他们，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也就相当于纵容他们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目前，腐败自上而下，可谓触目惊心，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一个处长（拥有29套房产）到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金额越来越惊人。首都机场连续两任董事长、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落马，更告诉我们，腐败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个别官员道德水平问题。喜欢写日记的李薇，牵出了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等一长串高官，更爆出腐败问题的涉及面之广、层次之高。这些落马官员道德水平或许很低下，但如果我们一味归咎于道德问题，就失去了进行体制反思与改良的机会，悲剧只会一再重演。

包青天是可敬的，因为他有令人仰止的道德力量和不畏权势的勇气。但是以包青天一己之力，仍难以撼动腐败的官僚集体。包拯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安抚意义和象征价值：毕竟包拯能抓的官员能有几人？包青天的存在，也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反贪体制。

雷锋也好，包青天也好，都是对道德的迷思。因此，我们对雷锋和包青天可以敬仰，但仅此而已。我们在现实中应远离雷锋和包青天，去思考如何建立超越个人的有效体制。

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