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能将文学梦埋藏在心底，而以当通讯员给报社投稿的方式聊以弥补梦想不能实现的缺憾。当时的仇和不曾料到，这为未来从政的他练就了一张嘴就口若悬河、演讲中信手拈来便是三句甚至五句以上的排比、让听者热血沸腾的功力，并打下了煮文烹字的基础。

由于写稿很多，屡投屡中，青年仇和被盐城市党委机关报《盐阜大众报》评为优秀通讯员。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高考前夕，盐阜大众报社要搞为期40天的通讯员培训，仇和在被邀请之列。

究竟是选择参加高考，还是选择参加培训？仇和很犹豫。对于一个蛰伏在乡间的文学青年来说，报社培训无疑是个诱人的机会。“如果当时真的去了，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2006年的阳春三月，刚刚被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尚未履新的仇和说，当时，他对高考还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以为像过去一样，主要是推荐。加之当年村支书的妹妹也参加高考，他以为自己读大学的机会并不大——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推荐的话，优势就不在家徒四壁的寒门子弟身上了。所以初考时，仇和压根儿就没有好好复习。好在语文、数学、美术成绩都很好，20天后，仇和接到通知去体检，准备参加统考。

仇和是幸运的。“考得一般。因为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据说当时管理很乱，档案都堆放在仓库里，高校拿着筐去挑，挑着谁就算谁。”仇和说，“我报的是徐州师范学院，却被南京农学院（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挑中了。”

命运在阴错阳差中改变。20世纪70年代末，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仇和，都是段值得庆幸的好时光。1977年，仇和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又因为积极上进、勤劳肯干，就在上大学之前的1个月，他平生的第一次政治追求有了结果：　成了一名令同龄人羡慕不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学时代是仇和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还是一名校运动健将，获得过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长跑第４名。学生会主席的经历不仅让他懵懂地知晓，该如何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毕业后的去向和所从事的工作。运动员的历史则给了他一副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运动习惯，从那时起，他每天坚持晨跑。

明白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在主政沭阳县和宿迁市期间，仇和常带领几百号人搞“拉练式”的现场观摩，很多官员脚板磨出了血泡、走掉了鞋跟，而他起早摸黑四五天下来，依然大步流星，一阵风似的走在前头，将队伍抛在身后。

1982年大学毕业，因家里穷，为照顾家庭，仇和原本想回家乡滨海县的大有劳改农场工作。学校考虑到他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没让他回老家，将他分配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工作。还是因为他当过学生干部，植保研究所没让这个新人从事专业科研工作，而是将他分配到人事处工作。

参加工作仅两年，仇和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职务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团委书记。

随后，按照正常的擢升途径，仇和进入了江苏省委党校学习。经过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的过渡，到1988年，仇和的党内职务已升至农科院植保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同时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

尽管他的行政职务也升到了植保所副所长，但他的专业技术职称还只是助理研究员，并且这个职称伴随他20多年至今未变。

挂职科技副县长是仇和从政生涯的开始，也是他以官员的眼光静心研究县域经济和农村问题的开端。

挂职锻炼结束后，仇和回到省城南京，先后任省科委计划处副处长和主持工作的农村处副处长。在1992年12月至1996年7月的三年多时间里，仇和的仕途越走越宽，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省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省“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的岗位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这一时期，他对政治的敏感性和行政天赋开始显山露水。他不满足于纯技术性工作，经常关注一些宏观问题，也与省委办公厅的“秀才”一起写过不少材料。尽管有些问题看起来与科委根本不沾边，但仇和能从中发现其与本部门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些“农”字号岗位上，他，一个农村娃出身、离开了农村又回望农村、工作在农业战线上的干部，获得了观察“三农”问题的最佳视角。

仇和读出了农村中一些“隐秘的可怕”。他看清了许多“病候”，为他后来寻找对症的药方作了储备。

1995年4月，机遇再一次眷顾仇和。尚在农口工作的仇和被选参加“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进行为期8个月的学习。这意味着仇和即将作为管理者在政治领域迈开新步伐。

回国后不到半年时间，仇和来到宿迁。

十年一轮回。从南京到沭阳，由沭阳至宿迁，经宿迁回南京。宿迁不是昨日之宿迁，而仇和还是本色仇和。

仇和家现有3个老人：　母亲86岁，岳母74岁，妻子的奶奶88岁，加起来248岁。仇和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她们就有精神了。

仇和共有6个兄弟姐妹健在，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在农村。仇和爱人的家人大多下岗在家，二妹夫妇下岗，四妹夫妇也下岗，六妹下岗，三弟媳还是下岗。

而他们的至亲仇和，已于2007年12月由江苏省副省长改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