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夫人在访问中国期间，还赠送我三张斯诺签名的照片，十分珍贵。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件大事。一八六七年，马克思的心血结晶《资本论》问世，中国有识之士即提出翻译这一巨著以介绍于国人。但是当时在中国没有书店愿意组织翻译出版，倒不是政治原因，而是顾虑没有多大销路。后来《资本论》个别章节曾经有人翻译出版，但并未引人注意。

一九三六年，黄洛峰接手主持读书生活出版社，不久即发生沈钧儒、李公朴等“七君子”爱国被捕入狱事件，在白色恐怖下，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发生困难，经济上维持不下去。这时，郑易里从云南哥哥郑一斋那里借了三千银元，使刚刚成立的出版社又活了起来。黄洛峰、艾思奇、郑易里大胆设想翻译《资本论》全书。此事工作量既大且艰难，找谁来啃这硬骨头？终于打听到郭大力能够胜任，于是把郭大力由赣州老家请到上海，在出版社那间小屋里从事翻译。译稿经郑易里校核，第一卷还请章汉夫校核。后来郑易里回忆：“中华民族的命运激发着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政治情况甚为复杂的孤岛上海，担负很大的风险，夜以继日地加快工作进度，终于不足两年时间，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开始排版，争分夺秒随排随校，改完了即打纸型，这一整套程序，全由郑易里、郭大力两人完成。到秋天付印，第一次印了三千部，装了二十大箱，不料刚运到广州就随着广州的沦陷全部损失了。只好再印，陆陆续续经过广州港转运内地，又经过许多曲折和险阻，分批通过苏北新四军辗转运到东北。”

运到内地的，第一批送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资本论》，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的工作人员连夜打包装箱，由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运走的。

在延安，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留有批注，如在第一卷扉页上原来印的出版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他在下面写了“1938年”。还写了《资本论》第一次问世是“1867年”，“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到了一九五四年他再次阅读此书时，在第一卷目次下又写了：“1867年距今87年了。”（见龚育之著三联书店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资本论》发售预订时，我正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工作，记得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都曾经派人来预订。徐特立亲自到读书生活出版社那间二楼小办公室来预订。他见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十分热情，给大家讲自然辩证法。老人家一口湖南话，眉飞色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在出版《资本论》之后，读书出版社又请郭大力翻译三卷本《剩余价值学说史》，全书百余万字，由我经手排校工作。我蛰居在上海闸北，每日往返排字厂取送校样，又向一家印刷厂借了三百令白报纸印成书，装在箱子里存入银行仓库，上海一解放，这部书就出现在书店中，出版名义为“实践出版社”；这是天亮以前读书出版社在国民党统治区最后完成的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