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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书友家英(1)

相约在书店 作者:范用


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书友,有几位已先我而去,黎澍、唐弢、陈翰伯、田家英。思念之余,不免有寂寞之感。

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编《毛泽东选集》,官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我们称之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还不到三十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三八”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或者说都有爱看杂书的癖好。

他的杂有个范围,不外乎清末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民国史事的书。是延安有数的“秀才”、“笔杆子”。

我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杂,东翻西看,漫无边际,不问有用没有,“拾到篮里便是菜”。

他在中南海有间大办公室,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当然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同一本书,见仁见智随你的便,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只对“此处删去××字”有兴趣,有人却看了作呕。不必担心,自有公论。一本书读了,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阴谋。孰是孰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谁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少什么,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忝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有一些港台书他未见过,如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叶誉虎的《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托派出版物《文艺世纪》杂志等,都借去看。

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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