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曲调凄楚悲伤，歌名叫《在荒凉的外贝加尔草原上》。歌词主要记述一个流浪汉从监牢中逃出，他衣衫褴褛，步履艰难，为祖国的命运悲叹。他划着一艘渔船到了贝加尔湖的对岸，得知父亲已长眠地下，长兄早已被铐上铁镣流放。

我来到松湖镇是想寻访一些专制、暴政、压迫的残迹。

可我的努力落空了，所到之处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松湖小镇上花香，草青，树密，流水淙淙。伊诺湖明丽、清亮，房屋全是原木垒成，漆成蓝色，挂着雪白的印花窗帘，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和平、自由、宁静的图画。在双休日里，我最喜欢独自一人从镇北徒步踱到镇南，然后再踅回去。往返不过三华里，东瞧瞧，西看看，特别注意辨认机关和商店的招牌、广告、门牌等。

在几座庭院门前钉着红色的铜牌，上面用俄文写着：

“这里住着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老战士。”

“模范工作者住房。”

还有红底白字的横幅标语：

“畜牧工作者们，争取奶牛头数超过三千！”

一所中学的院子正中央有一座用胸口堵住敌人机枪口的马特洛索夫的半身塑像，镇中心有烈士纪念碑……

总之，这里浓缩着伟大的卫国战争与战后斯达汉诺夫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

一次，我在一位老战士宅前停下，掏出衣兜里的笔记本和铅笔，按俄文的大写字母谨慎地抄录着。

吃俄语这碗饭，就得处处留心捕捉这方面的各种信息。

我想象着二战中血腥的屠杀、铁腕和法西斯的棍棒刀枪。

我记起了我翻译过的一首有关二战胜利的诗：

回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

情不自禁地想立即扑向亲人，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回答无数的寡妇？

丈夫们永远不再回到她们的身旁！

……

我坐在院门外的长条凳上，一边休息，一边低声吟哦。

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男子，碧眼金发，背微驼，从院里走出，热情而又友好地对我说：“为什么不进家呢？进！进！”

毫无商量之余地，他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带进堆满劈柴垛的院子，穿过门廊，进了他们的家。在我还没来得及审视他家的陈设时，他突然张开双臂，搂住我的右肩，激动地亲吻着我的右颊。我不习惯，像躲避挨耳光似的躲闪着。

更不幸的是这时从院里的小厨房里又冲进一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搂住我的左肩，狂吻我的左颊。我左推右挡都无济于事。这对老夫妇笨重的躯体像巨大的铁钳子把我有力地、紧紧地夹在中间，我动弹不得。

我和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都有些交往，对他们的国情和语言有不少关注与学习：初识的人握手、半拥抱；同事、朋友见面时左右颊相靠一下；近亲、家人吻额头和嘴唇。而这两位陌生人对我既突然，又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不知算什么礼数。

我变成了丈二和尚，觉得“简直岂有此理了。”我想抗争……

可我还是动弹不得，我像一位溺水者，连用俄语狂呼：

“怎么回事？”

“我们……不认识呀！”

折腾了一阵子，老两口终于气喘吁吁地松了手，像凯旋的将军，后退了几步，满意地端详着我。

主人见我气急败坏，一副不知所措的窘态，走过来搂住我的肩，使我面朝东，然后用手向墙壁上方一指说：

“你看，那是我的祖父，我也是中国人。”

宽阔洁白的东墙上方悬挂着一米高、半米宽的一幅半身人物像，是用木炭在白布上画的，镶在银色的框子里。

画像上，是一位清癯、白发的老人，长脸形，些许胡须，瓜皮帽，黑纱马褂套在灰色长袍上，一双聪慧的黑眼睛正盯着我呢。

我的怨气顿时冰释了。

他说他的名字叫瓦西里，让我叫他瓦夏（爱称），他的祖父名叫李清源（音），还是清代的八品官呢。他的父亲是二战中的苏军少校，攻克柏林后回到故乡。他父亲会说几句中国话，可他完全俄罗斯化了，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

这次听说我们中国人来了，他感到非常高兴，可语言不通，难以交谈。今天早上公鸡啼叫了七声（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七是俄民间的一个吉祥数字，公鸡是吉祥动物），一定有喜事临门。见我在他门前抄录，就认为这是上帝给予的最好机会。

我说我来自中国内蒙古河套地区，他听了跳了起来，说幼时听祖父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他祖父作为清政府一名年轻的官员，考察过黄河，足迹曾留在那片热土上。

娜杰日塔（她要我叫她娜佳——俄语爱称）从过道里拿出几串熏烤的明太鱼，开了瓶白酒，我们用手拿着鱼吃，对饮了起来。微醉间娜佳搬出了“传家宝”——银盒里装的木版印刷的线装书。纸已黑黄，书名《昭明文选》。我只知道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编的文章，具体内容不甚了了。我老实承认我的浅薄无知。

我们相逢恨晚，侃侃而谈，我体味到了人类最伟大最神圣的亲情。

在《月亮河》优美舒缓的音乐声中我昏然睡去。

记不清我是怎样回到驻地的……

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骄阳似火，大地散发着闷人的热气。我与技术员王刚乘一辆自行车，去位于松湖镇中心的邮电所打电话。办完事出门一看，自行车已不翼而飞。

“回去写个检查，请求领导批准报销。”王刚无可奈何地说。

“写检查的滋味可不比吃葡萄，美哉，悠哉。挨训不是好受的。”我不同意。

“我们又不是有意的，只能说明这里的社会治安太差！”

“就怕领导不会让我们推诿责任，万一认真起来，抓个典型，惩一儆百，扣工资，再加个警告处分，回国后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你说咋办？”

“投诉警察局。”

“有道理，试试看。”

一位名叫斯捷潘的民警中尉接见了我们。他金黄的鬈发，一双又大又亮的蓝眼睛显得干练、稳重、沉着。

我们说明了情况，他很有把握地安慰我们说：“别着急，你们回去休息，一小时后我把自行车还给你们。”

一小时后一辆摩托车把自行车捎给了我们。

王刚高兴地送给他一只指甲刀，他摇头不要。

我拿出一瓶65度的二锅头酒，他亦执意不收。

他说他3年前毕业于莫斯科警官大学，维护外国客人的安全是他的职责。

“做了好事得到一点奖励是应该的，你为何不要？”王刚困惑地问，并低声对我说：“俄罗斯人爱酒如命，我们这次可遇到不吃腥的猫了。”

“为别人做好事，首先是为自己做好事，而不是说要因此得到报酬。做好事的意识已经给了我很大的愉快和乐趣，作为警官更是如此。”他回答。

“那我们就成为朋友吧。”王刚要求着。

“兄弟可以不是朋友，但朋友一定是兄弟。”我忽然想起了18世纪美国著名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用英语卖弄地传达给这位警官，觉得很惬意。妙语服人嘛！

“不，我们本来就是兄弟。”他真诚善良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接着咧开嘴唇，扬起眉毛哈哈笑了起来。

这种表现是非同寻常的。俄罗斯人同陌生人打交道很矜持，不苟言笑，对笑一向很吝啬。我惊奇地问：

“兄弟？为什么？什么兄弟？”

“我有中国血统，瓦西里是我的舅舅，前天你在我舅舅家喝醉了，是我用日古丽（小汽车）把你送回去的。”啊！一切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