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啸天

偌大一件议案，只需一个领袖人物，在讲台上三言两语，便通过了。我们小百姓，伸长了颈子，今天望到明天，今年望到明年，却全没有这一回事——不但没有这一回事，而消息却越望越坏。

我们总该听得唱苏滩的，常常说起一件笑话。他的笑话是这样的：有一个赵大，他到陆稿荐——上海最普遍的招牌肉店——去买得四百钱猪肝；但苦于不知道烹调猪肝的方法，那肉店老板格外热心，替他写了一张煮吃猪肝的方法。那赵大左手提着猪肝，右手拿了一张纸，一边走，一边在那里熟读纸上的方法。横堵里跳出一只黄狗来，“噢呜”一口，把赵大手中的猪肝衔了去。赵大却若无其事，还只顾读他纸上方法。路旁的人看了忍不住了，对赵大说道：“哙！你的猪肝被狗衔去了，你知道吗？”那赵大慢慢地抬起头来，向那大黄狗去的路上望了一望，冷笑一声，说道：“哼！畜生！你只管把猪肝抢了去，但煮猪肝的方法还在我手里，看你如何吃法！”这条大黄狗，就没法吃猪肝吗？赵大虽有法，就吃得到猪肝吗？可怜！赵大只得读读方法，想想猪肝的味儿罢了；那条大黄狗，却可以大嚼其猪肝，吃得肚子饱饱的了！

唉！我们中国人，竟全染了赵大的脾气！——老实说，还赶不上赵大。赵大虽笨，还知道读读方法。像我们中国人，只求一个好听的名儿，至于实际的方法，有几个像赵大肯去熟读的？打开一部新翻译的政治学词典，什么全民政治、普选运动等等；打开一部哲学词典，什么唯心、唯物、一元、多元、认识、辩证等等；打开一部文艺词典，什么未来派、象征派……一开口，那好听的名儿，便好似珍珠泻地般连续不断地吐了出来；一动笔，也好似黄河决口般滔滔不绝地滚了出来。你看我们中国，在政治方面：从革命而民主，而政党内阁，而超然内阁，而中央集权，而联邦自治，而好人政治，而大总统，而大元帅，而主席，而总司令——五花八门，说过做过，而中国的时局却越弄越糟。在教育方面：从强迫教育而道尔顿制，而男女同学，而大学区制，而平民教育，而三民主义教育，形形色色，也是说过做过，而中国的学生，却越弄越没有希望。开一个会，偌大一个问题，只需一班大人先生在会场上坐一坐，一天两天便完结了；偌大一件议案，只需一个领袖人物，在讲台上三言两语，便通过了。我们小百姓，伸长了颈子，今天望到明天，今年望到明年，却全没有这一回事——不但没有这一回事，而消息却越望越坏。原来这种种，都是只图一个名。他只叫得了这个名，方法也不用问了，实际更不用问了。哈！我们中国，究竟是一个讲究名教的国家！

谁不说中国现在的情形，是遍地饥荒，是病入膏肓——饥荒闹到学术荒废，病到人心死尽，最是可怕——但要救饥荒，只有一个方法，一个吃饭的方法；要治病，也只有一个方法，一个吃药的方法。我们要立刻吃饭，不是要研究吃饭的方法，更不是只图得到一个吃饭的空名儿；我们要立刻吃药，不是要只得到一个药方，更不是要只知道一个好听的药名。要立刻有饭吃是什么方法？就是坐言起行，脚踏实地地去做；不只是在书本上去读，尤其不是在笔下口头写着喊着好听的名儿。要立刻有药吃是什么方法？就是立刻去治病，要切切实实割肉刮骨地去治病；不只是在药方上写得好看，尤其不是和卖嘴郎中一般地在口头说得好听。

我们今日既全染上赵大的脾气了，我便要替我们赵大式的中国人喊一句口号：

“我们要吃猪肝！我们不要只有一纸吃猪肝的方法！”

这口号一方面要向政府喊，另一方面要向我们自己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