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中市农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8%，市长陈晨对这个数据表示怀疑，在一次会议后，特意把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陈立金叫到一旁，“你们的那个数据，到底实不实？涉及到农民看病的大事，不能有半点虚假。”陈立金肯定地说：“数据完全真实。”

按说，即便每个农民都参加，最多也只是100%，怎么会是108%呢？陈立金形象地给记者列了一道算式：总“参合”人数1752（万人）÷应“参合”人数1628（万人）≈108%。可是，记者还是不明白，多余的124万人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陈立金解释说：“全市应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人口是1628万人，实际达到了1752万人，超出的124万人是外来务工农民。”

陈立金介绍，近10年来，扬中市坚持贯彻基本医疗从城市逐步走向农村，城乡统筹人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构筑起一套完整的全民医疗体系。

2003年，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通过调查发现，虽说全市已初步构建起了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但是，大多数农民仍然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依然是农村突出的问题。2004年，该市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个人每年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一定费用，政府财政每人补助20元，因病住院给予40%～60%的补偿。

“我们觉得还是不够。”陈立金告诉记者：“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全市农民的‘参合’率达到了100%，但是还有空白。如，有相当一批城市非农业户口的事实农民；外来打工农民等。他们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市的公共卫生事业就不算成功。”于是，扬中市2004年8月又出台了《扬中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将学生、外来务工农民等统一纳入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畴，实行城乡统筹，人人“参合”。去年，全市的338万名在校学生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24万外来农民工及其居住在城镇的“事实”农民也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8%。

读者点题

记者深入北京一些建筑工地了解农民工就医情况时，发现——

有病大都不会去医院实在不行就喝“二锅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你们刊登的透视农民看病难报道。说实在的，在农村，农民看病难，在城里，打工农民工看病就更难了。不信，你们来看看。”2005年12月25日，从河南来北京打工的农民王顺永在电话中这样说。为此，本报记者深入北京一些建筑工地了解了农民工的就医情况。

“女儿欠学校的53元学费都交不起,哪有钱看病”

当记者正在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一民工小学了解农民工孩子就医情况时，碰见来找校长的王国强。原来他交不起女儿拖欠的53元的学费，来找校长说情。校长十分无奈地对他说学校也有困难，如果实在交不上，就只能退学了。随后记者跟随他回到他的住处，看到不到5平方米的屋子里，只摆放着两张床和做饭的锅碗，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中药味。他告诉记者，他是四川人，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北京打工，靠打小工赚点钱，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前些日子在工地干活时腹部很痛，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患上了急性肠炎，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也就是因为这病，他干不了活，现在连女儿上学需要的53元都拿不出来，哪还有钱看病，便到附近的小诊所开了点药，没想吃了几天不但不管用，还延误了病情，一直没有痊愈。

“一般有病都不会去医院，实在不行就喝二锅头”

呼家楼中天建筑工地的多名工人向记者反映，一般自己得点病都不会去医院，因为看病、买药都很贵，顶多就是去工地生活区的医务室随便看看。四川籍一名李姓工人说，很多工人都在宿舍里存着一些必备的药品，或用一些自己的“土方子”。上月一个工友患上了重感冒，为省钱没去医院，就吃一点自己备的药品，并喝“二锅头”治，感冒了8天就喝了两瓶。

在北京火车站，有一位来自河北霸州的王士清大爷，3个月前，左边腋下长了一个疮，前后去过两家医院，医生说是火疖子，也开了药，但100多元的药费他拿不出，就只能拿老伴从附近药房里买来的“风油精和黑药膏”来涂，现在火疖子越来越疼。而同在这里，一位汪大爷告诉记者，他们中一个叫“二傻子”的人得了一种怪病，由于没钱医，病越来越重，最后吃什么吐什么，死在了北京站的候车室里，像这样没钱看病而耽误病情的事在这里并不少见。

“俺们需要工地医院，可他们是地下行医，肯定不合法”

北京市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里，有一家简陋的“工地医院”。两张单人床，一只柜子，一张长条桌就是这个医院的全部家当。医院的主人刘万金就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既充当办公室，又充当医务室的小屋里为农民工看病。来自河南新蔡县的刘万金自2003年就成了这个100多名河南籍建筑工人的“专职医生”。每天都有人来找他看病，其中不但有本工地的工人，还不乏附近其他工地的民工。

记者到一处农民工居住聚集区，几经打听才发现了这样一家小诊所。这家诊所玻璃窗户上只贴着一个“红十字”标记，诊所主人是一位残疾人，来找他看病的都叫他“杜医生”。杜医生白天却不看病，只有晚上才在诊所，白天他和其他农民工一样在工地打零工。杜医生来自四川一个偏远的乡村，曾经在四川南充医学院进修过。他诊所里只有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农民工有病也只是让他给开点药，很省钱。据他说，一盒感康进价9块多，他按3天的剂量买，只能赚两块多钱。采访过程中，杜医生始终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再地强调自己只是替老乡看病，并没有大规模的行医，行医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看着周围的老乡在北京看病实在太难，才开了一个这样简陋的诊所。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法，时常担心小诊所哪天会被卫生局或城管局查封。对此，杜医生眼中充满了忧虑和茫然！

在不少大城市的医院门口，大多游荡着一些“医托”。许多农民患者被骗得只剩下回家的路费，有的甚至被骗了还不知道。“医托”就像苍蝇一样，挥之不去，驱之不散，医院拿他们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