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及该词的一般现代用法，是从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进入英语思维的，本书即以此发现作为本书的组织原则。本书试图展示这个过程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同时探讨这个观念从开始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因此，本书说明和阐释了自18世纪晚期以来我们面对英国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一词的用法以及该词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

1946年至1948年间，我曾与克利福德·柯林斯先生（Clifford Collins）和沃尔夫·曼科维兹先生（Wolf Mankowitz）一起合作编写过《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的评论文章，本书要探讨的正是该刊物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当时的目的在于，依据我们这一代人的体验探究“文化”一词所描述的传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阐释这个传统。在初步探索阶段，我从这两位前编辑同事那里获益良多，对此我铭感终身。1950年后，本书写作正式开始，我要再次特别感谢柯林斯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安东尼·麦克林恩先生（Anthony Mclean）。在写作过程中，我曾与汉弗莱·豪斯（Humphry House）先生及弗朗西斯·克林根德先生（Frances Klingender）多次商讨并获益匪浅，他们虽英年早逝，却因其大作享誉身后。此外还有很多人对我提供过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有贝特森先生（Mr. F. W. Bateson），贝尔钱伯斯先生（Mr. E. F. Bellchambers），亨利·柯林斯先生（Mr. Henry Collins），科尔曼先生（Mr. S. J. Colman）以及史密斯先生（Mr. H. P. Smith）。我的夫人就原稿与我逐行商榷，在某些章节的写作中，她实际上就是合著者。不过，本书出现的看法或谬误均由我个人负责，与他人无关。

因篇幅所限，我在文中未能就所涉及词汇及意义所发生的变化一一详尽列举。随后我将以《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Changes in Englis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为题发表专业论文，提供相关依据。本书中因某些简要论述可能会出现一言以蔽之这样常见的毛病，因此恳请对这些词汇怀有特别兴趣的读者务必参考刚刚提到的论文，以便获得新的证据来支持现有观点。

本书付印之时，我一直在考虑本书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怎样的有益指引，此处注明，或许会有些用处。首先，我们从不同角度入手，殊途同归，似乎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新型且普遍的文化理论。在本书中我一直在努力澄清文化传统，下一步要做的或许是重新阐述其基本原则，把文化理论看作一种整体生活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我们还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一种扩展性文化的概念，研究其详细过程。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扩张性文化（an expanding culture）当中，但是我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摇头懊恼上，未能对其本质和现状谋求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识字、教育层次、出版物等我们视为定论的文化史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大幅度的修正。此外，为了制定完善的共同方针，我们还需要详细考察当前文化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最后，在专业批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扩展我们的分析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重新界定创造性活动和传播概念。上述工作都困难重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所使用的词汇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可能会有帮助，本书便旨在于此。

本书部分章节已以其他形式刊载于《批评论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和《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雷蒙·威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