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种种读法,其一像搓麻将,成龙配套,所以国内出版很时兴"丛书"、"文库"。动辄百十本,在书店里触类旁骛,先就清楚了囊中(银行卡)卡中的羞涩。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读好书文库"类似名著提要扩大版,第一辑十余种,只取一瓢饮,从中选购了《大唐文化的奇葩》,是介绍好书《唐诗三百首》的。

中国是所谓"诗国",惟唐代当之无愧。唐诗太多,自然而然地出现选本。选了上千年,只有1763年编就的《唐诗三百首》"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其原因,可能在本来是儿童就学的课本,再加上编者蘅塘退士(孙洙)不强调某种宗旨,"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我也是少年时代熟读的,确实"白首亦莫能废",虽然吟还是不会吟。人在日本,就想到"奇葩"在同种同文的异邦开得怎样,却索然不见本家的那般景象--专美于世的,是李攀龙的《唐诗选》。如果说二百多年来的唐诗教养,中国人是《唐诗三百首》,那么日本人就是收诗465首的《唐诗选》。

李攀龙,字于麟,号沧溟。明代中叶有一场文学运动,主张复古,其代表人物,16世纪前半有前七子,后半有后七子,李攀龙及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领袖。"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 (《明史》)。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摹拟得越像古之作者越好,无视中晚唐及宋元。李攀龙编有《古今诗删》,坊间书商从中抽出一部分唐诗,再把他的"选唐诗序"略加颠倒,变成"唐诗选序",付梓牟利。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宣判《唐诗选》是伪书,"摹拟剽窃,流弊万端"。但这个选本以盛唐诗为主,略收初唐,几乎无视中、晚唐,白居易、杜牧的诗一首也不收,完全体现了李攀龙的文学取向, 似乎挂上"李攀龙先生编"也未尝不可。惨遭"打假",盛行乡塾间的《唐诗选》终于被《唐诗三百首》取代。

所谓墙里开花墙外红,李攀龙在中国受冷落,却漂洋过海,被一个日本人奉若神明,他就是儒学家荻生徂徕(1666－1728)。本姓物部,号徂徕。幼时家贫,增上寺前的豆腐店天天舍他些豆腐渣吃,日后发迹,每月送三斗米报答。刻苦自学,深受朱子学影响,但觉得宋儒之说跟六经有对不上号的地方,心甚不安。四十岁前后读到李攀龙、王世贞的著书,恍然大悟:朱熹学说有误,起因于读解经书不正确。要完全把握孔子之道,必须掌握经书时代的语言,确切读解。而语言训练的最好途径就是李麟龙倡导的,用古语赋诗作文。徂徕的古文辞学超出文学范畴,考证经史,让清朝经学家也感到"通达可喜"。死后百年,中国翻刻他的著作,花儿红到了"墙里"。

"墙里"的中国宋儒抹杀上古民歌的人情味儿,把五经之一的《诗经》解作惩恶劝善,影响所及,"墙外"的日本汉诗人也不敢随意吟咏爱情。江户时代前期(江户是东京的旧名,自1603年德川家康开设幕府,至1867年从京都迁都于此,约二百六十年,史称江户时代),日本人爱读的是《三体诗》及《唐宋联珠诗格》、《瀛奎律髓》等,以中、晚唐诗为主。徂徕否定偏于说理的宋诗,推崇富于人性的唐诗,尤其是"高华雄浑,古雅悲壮"的盛唐诗。他的鼓吹使"宇宙为之一新",自江户中期,喜爱盛唐诗蔚成风气。

徂徕崇拜中国,把姓去掉半壁,单称一个物字。这位物先生从芝搬到品川,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举目西望,离圣人之国又近了一日里。定居茅场町,美其名曰萱园(日语里"茅"、"萱"同音),他创立的儒学一派就叫作萱园学派。有两大弟子,太宰春台和服部南郭。前者热衷于经学政论,后者继承了徂徕的文学,形成萱园学派主流。"萱园风"诗文披靡文坛,不问政治和道德,但求个性的发展。1724年,服部南郭考订《唐诗选》,由江户书肆嵩山房印行。徂徕先生跋,批评一些中国版本擅自增减,妄加评注,违背了李麟龙的真意,由此看来,《唐诗选》问世不久即舶来日本。日本人天性爱好小东西,翻刻《唐诗选》采用袖珍本,大得"人气"。时至明治,至少有二十余种版本行世,其中多是袖珍本,压过《三体诗》,堪称第一畅销书。像《唐诗三百首》借助注释本流传一样,翻译解说《唐诗选》的读本也很多,使它在不识汉字的民众读者层也普及开来。此类译释本首推1791年刊行的《唐诗选国字解》,是服部南郭讲解,由门下笔记,整理成书。此外,《唐诗选》还衍生不少读物,如把诗意敷演成短篇小说的《俗谈唐诗选》、给三百七十八首诗配上版画的《唐诗选画本》。

徂徕派"泥于复古,不知时势",18世纪末露出败相。反对者指斥《唐诗选》是伪书,但着实可异的是大众,不为所动。他们读的是唐诗,只要能读到唐诗的特色,不管选者何许人也。余风绵延,1960年代以降也出版了数种版本。最近,老作家中野孝次出了一本随笔集,名叫《我的唐诗选》,可见这三个字依旧有魅力。

最先把《唐诗三百首》介绍到日本的是盐谷温,他的《唐诗三百首新释》印行于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