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凯歌替他说了：“我知道你的言下之意，是指责我们调查组来江中查办案件是破坏江中区宽松环境，影响江中经济建设。余书记，大道理你我都没有必要再讲了，你给个实在话，你想要我们工作组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希望我们工作组把江中的问题查清楚还是希望我们工作组赶快撤出江中城区？一句话，你就干脆一点，免得多费口舌。”

余小东真想发火，又怕他是省委的人。有些人可以得罪，省委可得罪不起。于是装出高兴的样子，说：“我没那层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等你们把问题查清以后，对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党员干部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

“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时间查案，尽快把问题弄清楚。看哪些人有问题，是些什么问题……只有把问题弄清楚后才能谈改过自新。”洪凯歌没有半点让步之意。

余小东说那是那是。

洪凯歌说：“有句话还得和你余书记说清楚，免得今后有人说我说话不严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将来问题查清后，没有问题的那自然就不用说了。如果是被诬陷，那就要平反昭雪；有问题的要接受法律惩处，有的可能要从重处理，有的可能从宽处理。如果说将来有的不能从宽处理，你不能认为是我们工作组不买你的账，不给犯错误的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能够从宽也好，不能够从宽也好，既不是由你书记来决定，也不是由我们调查组来决定，完全由那些犯有严重经济问题的腐败分子本人来决定。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既不靠你这个书记，也不靠我们调查组，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很简单，只要这些人能与调查人员密切配合，主动交代问题，诚恳检讨错误，主动退赃，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如果不配合，拒不交代问题，死不承认错误，企图蒙混过关，那就得不到从宽处理，反而还会从严处理。当然喽，现今社会确有个别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不仅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得到提拔重用。我相信这种庇护罪犯的事你余书记不会做。总之，能不能得到从宽处理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而不是你和我……至于江中区的经济能不能搞上去，靠谁搞上去？不取决于那些利欲熏心的、侵吞国家公款公物的腐败分子，完全取决于我们江中区有德有才、大公无私、为政清廉、有事业心的广大干部群众。如果把江中的经济建设寄托在那帮腐败分子身上，我可以断言，我们江中的经济永远搞不上去……你是当书记的人，不能说这点道理不懂。”

余小东就像一头斗败的水牯牛，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

看得出他在生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