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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验的政治经济解读(10)

重庆新事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


 2“灰色治理”与“改出灰色”的政治补课

与“灰色经济”相伴而生的,是“灰色政治”。“灰色政治”在正式与非正式权力的运用过程,是“灰色治理”。

后发地区在经济上的现代化补课,被经验证明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政府公司化”经营。深入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实际就是政府官员、地方精英或精英集团共同经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了造势,也包括文化权力。

然而,现代化本来只是一种西方国家因殖民主义而资本主义,并且至今极力维护世界“二八开”的政治经济秩序才能实现的少数人现象。其本身,在占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还是缺乏经验支撑的“现代化想象”。

因此,后发国家既没有形成理想型的“经济现代化”补课,也无法想象理想型的“政治现代化”补课(以决策过程的开放式参与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反而形成了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资源的过度集中,在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利益集团,在权力使用过程中出现大面积的设租、寻租问题。虽然其经济结果同样是资源资本化导致的财富迅速积累,但产生的经济收益不能得到公平正义的分配。

如上所述,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任何理想形态的政治现代化补课,大多数后发国家都面临着利益集团和设租、寻租这样的难题,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任何现存制度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采用了分权制衡,利用详尽法律监督的办法,也无法根除这些问题,更何况这种制度运行的成本极高——后发国家和地区在不具备基本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条件下,照搬这些制度也许会形成短期内的后发优势,但从长期看,这往往是后发劣势,带来昂贵的运作成本。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合谋,使得正式权力运作过程中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和非正式权力运作过程中治理黑恶化,普通群众则感受到礼崩乐坏、道德沦丧。

因此,“灰色治理”似乎是这种所谓“政治现代化”补课过程中不得不接受的烫手山芋。重庆打黑除恶中除掉的大量使用暴力或软暴力手段聚敛财富起家的、支撑黑社会的“企业家”,大都是在短期内迅速暴富的“灰色经济”的主力军。由于黑社会团伙的硬暴力和软暴力客观上成为这些“企业家”获取暴利的最低成本的手段,因此,当“灰色经济”的收益主要集中于这些支撑黑社会的人手中的时候,得到加强的只是“灰色治理”——以黑社会勾结权力部门或非规范社会势力为代表的社会治理。

在第5章,我们在重庆已经宣判的案例中抽取了暴力导致暴利的致富典型案例作深入分析,客观地反映出这个“灰色经济”与“灰色政治”相得益彰的实际过程。

国内外经验都早已表明,若要清除这种“灰色治理”,很难用平常的、缓慢的手段来解决。

既然是在融入发展主义三大潮流,进行“现代化补课”,重庆就不能免俗。那么,在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的“灰色经济”和“灰色治理”的形成进程中,重庆也同样也不能免俗。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越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以及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一般发展手段。政府过度举债、大规模投资、粗放地发展“灰色经济”、形成“灰色治理”,以及路径依赖和群体事件频发等一切现象,也可以清晰地从重庆的发展历史中看到。

因此,“改出灰色”,要求在经济上把习以为常的政府“亲资本”——地方政府和资本结合进行资源资本化的分利共谋,改变为“以人为本”——政府进行公益导向的普惠分利;在政治上把政府官员和群众在利益争夺过程中形成水火关系的“灰色治理”,改变为利益共享过程中鱼水关系的“民生新政”。

这种改变,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已经习惯“灰色”或自身也已经参与“灰色”收益分配的政府部门的一般工作去贯彻,也不可能靠政治家要求党政部门开个大会、发个文件就得以执行。既然不能靠一般部门开展常规工作,那重庆做的就是非常规的事!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发展过程中,重庆确实有了经济上“改出灰色”的制度努力:无论是在政府公司化主导资源开发中增值收益的分配,还是推进改善民生过程中的各种公共支出,都相对更为真实地惠及了一般社会民众,尚未演化出一般情况下可以看到的严重的利益集团分利和设租寻租问题。

这固然得益于政企分离、企业市场运作、专职机构对企业监督的制度设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重庆推进的各种促进社会“再政治化”的制度建设。

重庆在政治上“改出灰色”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项运动”:

首先是重庆在全市机关干部中组织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三项活动。其中,“三进三同”是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市委自上而下的推动下,自2009年开始,10万干部“三进三同”,20多万干部“大下访”,结50万户“穷亲”[40],共解决信访个案11万件次。而重庆全市的贫困农民约为50万户,这就意味着通过“结穷亲”全市全部农村贫困户差不多都被各级干部承包了。

其次是“三项制度”,是指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制度、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制度、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三项制度”意图促进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更好服务群众。有报道称,过去是“干部动嘴,群众跑腿”,现在变成了“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干部的心比针尖尖还细,越来越关心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我们心里很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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