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介绍一下你的经验。

邓： 好。一开始的时候，突然知道这个码头就要拆了，大家本来就是接受，因为香港人很容易接受一些事情。因为这个码头其实不是属于任何个人的，没人想过要保卫它。后来在网上，慢慢发现很多人很喜欢那个码头。于是，有一些艺术家就长期去那里做一些行为艺术，把那里当成一个表达的空间。然后，大家发现其实可以停止这些拆迁工程，我们有这个力量组织它，可以停止它。所以有一天，一群年轻人，也包括我，就走进了天星码头的工地，蹬上推土机——这也涉及一些政府的“文明条例”，只要有人一蹬上推土机，那个推土机就不能够再运作，因为不符合“安全条例”，那个工程就停止了。当时我们一下子发现，原来这个行动是很有效的。有效的意思是说，过了一晚之后，有很多人都走出来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天星码头被拆掉！”于是，一股力量就形成了。那个行动，后来就被我们誉为一个“可能性”的行动，告诉大家“这样做是有可能性的”。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了很大的民意。这就是“保卫天星码头”的故事。但最后，天星码头还是强拆了，但是为了强拆，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许： 付出什么代价？

邓： 就是舆论的代价，民望的代价。政府的形象破坏得很厉害，我们这些“反对派”相反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这件事之后是“保卫皇后码头”，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皇后码头后来聚集了一些人在那里露宿，把那里当家，把它变成了一个很自由的公共空间。你知道在香港，比如我们现在要在这个商场里席地而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会有无数人来阻止你；如果你要在街上和人站下来谈话，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整个城市不让你停留。但是当时他们在码头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讲座、读书、喝酒、玩音乐……把那里变成一个停留的地方。这些我们平时觉得应该在家里做的事情，在一个公共、开放的空间做，这个实践意义很大。那个时候他们在码头差不多住了两三个月，最后是被警察清场抬出来的。我们之前还有许多演练，比如说，如果你要来抬我，我要怎么让你抬不走，那个课程还是我带领的。然后在知识层面上，我们在回顾历史，重新思考什么叫殖民制度、什么叫回忆、什么叫公共空间……皇后码头事件的意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