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见异象而自思不德

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长六丈，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星见，公问晏子。 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魏征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 

四、康乾盛世：一人从业 养活十人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流传至宋代，其精神已经在经济表象上充分展现，但是经济、大学之道的要妙亦有物盛而衰、逐渐消逝的苗头。天纵英才，遂有周敦颐、程颢、程璟、张载、邵康节、朱熹等六子应运而生，“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元朝的统治者未能领略乃至践行黄帝等五帝垂拱千年和三代当兴的经济之道，很快落得“夜开北都门，复返大漠”的下场。元朝短暂的统治印证了“马上得来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治道之要，唯在修德，贵在不扰。明代在政治修明上有逊前朝盛世，在文化上更兼难窥先贤法要，于孔孟儒学和宋诸子理学不但不能通达幽微，反多微辞，若非王阳明“龙场悟道”，变儒释道共同推崇的“解行相应”为“知行合一”，开创所谓“心学”，几乎伐善可陈。

到了清代，清除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定，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震慑天下士子；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文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寻找妥善的方略。当康熙帝明白“治道之要，贵在不扰”时，就为开启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康乾盛世”奠定了经济伦理文化的坚实基础。清初统治者在宫廷内部，提倡学习儒释道经典，皇子嫔妃，不能例外，伦理精华，敦伦尽份，闲邪存诚，以至于国家逐渐安定富庶，文治武功可圈可点。康熙帝晚年，以国家承平日久，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之法，把康熙50年（公元1711年）政府掌握的全国24621324名人丁应征的3350000余两丁役银基本固定下来，作为征收的定额依据。康熙帝对沙俄亲征，既打得赢，又有互利之仁，不失大国风范；乾隆帝时有土尔扈特部回归，也有前朝“四夷皆归”之象。史书记载，“康乾盛世”期间，一人劳作，可以养活十人，余人可以从事工艺、文艺等事，号称太平。因为清代历史比之汉唐，不但时间临近，而且文献资料更加浩繁，且《清史》尚未修成，诸多评价尚代定论，此处仅略提一二，不做详细类举。

有一点值得注意，清朝在文化上少有时代独创贡献，勋劳全在集成总结。今日所见《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都是总结性的巨作，预示着中华文化的一个生、长、收、藏的周期结束，等待着下一个“春去春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