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咳出从他排气管里吸到的黑烟。怨恨在我的胸膛膨胀着，但我挣扎着将这情绪克制住。我正在寻求灵性的生活。在路边，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对任何心怀怒气或消极情绪之人开放的靶子，但我希望所有这些困难能帮助我成长。我知道自己需要学会耐心、坚忍、祈祷才能跨越障碍。

在一九七零年的夏天，留长发还不是一种时尚，而是对不满的宣告——一种对以金钱、权力、歧视所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挑衅性的宣战。这是我信仰的标志。我的朋友们和我在践行着我们的信仰。在前年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对战争的抗议中，我们被施以催泪瓦斯，保守的警察经常在大学城里骚扰我们。所有这些，都只是由于我们渴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那种怀着我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的生活。尽管在内心我不对任何人怀有恶意，我的外表却招来仇恨的反应。

最终，在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一个友善的年轻男子让我搭上车，并把我带到他离盖兹堡（Gettysburg）不远的家。在那儿，我独自一人坐在森林里的一条小溪旁。小溪潺潺流水的歌声安抚了我的内心。流动的溪水翻卷着木头和石块。看上去小溪仿佛知道那个可以揭开我生命之谜的秘密。我想：“如果，我就像这奔流的小溪一样，追逐内心的呼唤，大自然也许会悄悄告诉我她的秘密，并且指引我到达我的目的地。” 

在我到达纽约的几天后，我的朋友海克特把我带到了兰德尔岛摇滚音乐节（Randall Island Rock Festival）。大批的乐队，从吉米·汉德瑞科斯（Jimi Hendrix）到山（Mountain），都在台上纵情表演。我漫步走开，稍作休息，一个剃了头发的美国年轻人迎了上来。他穿白色的袍子，我想他属于某类奇怪的和尚。他不做任何解释地递给我一本册子，向我要捐款。我告诉他我没钱，就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另一个人靠了过来，是一个毒贩想卖给我大麻。当我再一次重申我没有钱支付任何东西时，两个人开始争论并走开了。和尚忘记拿回他的册子，我也没再看第二眼，就把它塞进了我的小包。

第二天，在海克特位于布鲁克林（Brooklyn）的家里，我接到盖瑞的电话，要我到新泽西的彻丽山（Cherry Hill），我朋友弗兰克（Frank）的家。到那儿之后，我发现盖瑞和弗兰克跪在一张铺在客厅地毯上的地图上。“我们几天之后去欧洲，”盖瑞告诉我，“你得来。”

我一点儿钱也没有，正打算回到芝加哥，因为我有一份暑期的工作。但弗兰克向我保证他有足够我们三个人花的钱。“好吧，”我说，“我去。”

还剩下的就是向在海兰德公园的父母解释我的计划。我家里还没人出美国冒险过。护爱孩子的父母会怎样反应？我回到儿时的家来寻找答案。 

围坐在我家玻璃面的圆餐桌旁，我盯着桌子上妈妈烹制的晚餐。每天晚上她都会亲自为我们做一顿大餐。我的盘子上整齐地码放着多汁味美的千层面条，松脆的意大利面包涂着厚厚的蒜酱，奶油洋蓟心。烹制过的香草和香料的芳香漂浮在整个房间。“我决定和盖瑞一起去欧洲做一次旅行。”我宣布。茫然的面孔从桌边向我看过来，我紧张得往食物里加了过量的盐和胡椒。“这将会成为一次教育，你们不这么认为吗？”没有回答。我环顾厨房，印花的墙纸，Hotpoint（译注：Hotpoint，英国家电品牌）炉子、冰箱，都是粉色的，这是妈妈最爱的颜色。“我们会学到很多。不用担心。我会在九月份回来上学。我们三天后出发。”

我的父亲叹气道：“我的儿子，你疯了吗？这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你年轻，没有经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重重出了一口气，他补充道，“如果你会听话，我一定禁止你去，但我知道你不会听的。”他盯着我，沉默地请求我改变决定，但我不去看他。他的声音由于情感而哽咽，他对我说：“我会日日夜夜为你担心，直到你回来的那天。”

我的弟弟莱瑞（Larry）欢呼着，“酷，希望我也能去。”但是看到父母痛苦的表情，他严肃起来。“瑞奇，请时常写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