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怎么办？”我问。

“吃了它！”他笑起来，离开了。我那时完全不知道，命运会使我们在千里之外，一个任我再展开想象也难以猜到的环境下，再次相遇。

盖瑞和我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尽管令人愉快，我却心神不宁。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在召唤着我。我发现自己更愿意退隐到博物馆，思索宗教美术，或是来到凡德尔公园（Vondel Park）进行冥想、学习灵性书籍。但我最爱的是坐在运河边。当城市在追逐权利、财富、形形色色享乐的激情下喧嚣躁动时，当时尚和潮流如同季节在不断更替时，河道里清凉的河水虽流经这一切，却完全平静。我会几个小时地坐着看水流，思索我的命运之河要把我引向何处。

我们继续探险。用省下的一点儿钱买了船票，我们搭过路车到了荷兰的胡克（Hook），从那儿乘大渡船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灰色的云层降下雾气朦胧的细雨。船随着其下波浪的律动，缓慢地上下移动。我们乘风破浪地穿过波涛起伏的大海，我在冥想究竟去向何方。十九岁的年纪，我应该准备开始职业生涯，但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意向。我在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不能严肃地投入其他事务，而只是专注于充满头脑的理想？我有一种对灵性的模糊概念，但对我的未来一无所知。我看到船边系着一排救生用具，我祈祷有人也能扔给我一个这样的救生用具，把我从不确定的汪洋里拯救出来。我回想起，如果一个人没有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他的生命也毫无价值。为了追寻这样的理想，我离开家园，但却像一片飘零在风中的树叶，不知所从。

突然，多佛（Dover）那极具魅力的白色峭壁显现在团团雾气之后。船很快靠了岸，我们被引向英国移民局。移民官带着怀疑盯着我们。盖瑞大约五英尺八英寸高，体态消瘦，棕色的长发、胡须、引人注目的面孔经常引来评价，说他像耶稣基督。他穿着蓝色牛仔裤、绿色T恤衫、帆布鞋。一个破旧的美国军用背包和睡袋一起背在肩上。我呢，除了长发，孩子气的脸上还没有长出唇髭或胡须。我穿着细条纹的牛仔裤、灰色的套头高领毛衣、黑马甲。那些认识我的人知道，这件黑马甲已经成为了我的标志；我每天穿着它有快一年了。一个褪色的棕色旅行袋和睡袋吊在肩头，软拖鞋覆在脚上。

排在队伍里，我们成为政府官员们投射厌恶目光和评论的靶子。排到了桌前，我们恭顺地递上自己的美国护照，换来的却只是被推进房间。几分钟后，两名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进来了，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队长穿着灰色的套装，打着棕色的领带。他命令道：“检查他们有没有毒品。”海关官员把我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一件绿色T恤，一条短裤、牙刷、梳子、肥皂、圣经、以及在兰德尔岛（Randall Island）得到的那本小册子，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了。

那人愁眉苦脸地问：“这就是你所有的东西？”

我怯生生地回答：“就这些，先生，还有这个。”我递上口琴。

盖瑞也同样被搜查了一番。接着，他们提出了这个非常不利的问题：“你们有多少钱？”当看到我们所剩无几的现金，他们的嫌恶转变成为愤怒。队长的脸变得通红。“我们的国家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畜牲，”他来势汹汹，“我们要剪掉你们恶心的头发，然后把你们扔到监狱里。”他转向警察，命令到：“拿剪子，把他们的头发剪光。”他们又剥下我们的衣服，一寸一寸地检查了我们的物品。之后，他们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几乎榨干了头脑的讯问。最终，甩下一句：“你们有大麻烦了。”便冲出房间。

盖瑞和我不堪焦虑之苦，一句话都说不出。我们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一个小时，焦急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终于，两个警察匆忙开门进来，拽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拖过走廊。到了海关，我们被从门口推了出去。“你们乱动一下就进监狱了。”他们在护照上盖了章，我们自由了。 

我们虽然仍浑身发抖，却已经置身于美丽的英国乡村路边，赞叹着这美景，我们翘起大拇指。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一跃而上。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男朋友向我们微笑着，而她的苏格兰小猎犬窜上我们的膝盖。“你们要去哪儿？”那女孩儿问。

“我们也不知道。”盖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