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全力加速这场2012年对世界最高货币权的控制的时候，中国最前沿的全球化战士——中国央行在干什么？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清华EMBA第八届毕业论坛上表示，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兴奋点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点，可能会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转向如重庆和武汉这样新兴的市场经济地区。重庆2010年上半年实现了17%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上升70%；武汉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15%，发展势头非常强劲。李稻葵说重庆和武汉只是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城市的代表，这些城市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投资，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兴奋点。

李稻葵的话展示了中国经济和经济政策的状态，也吹响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向内地转移的号角，为中国二线城市出现的急速的工业化扩张铺平了道路。富士康把华南生产中心改造成工程基地，把20万个工作岗位转移到成本低的内陆省份。富士康将深圳工厂重新打造成“工程园区”的决定，是低端制造环节从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制造业地区大规模转移的一个缩影。

富士康每到一处都是当地GDP的主要贡献者，2009年上交深圳市的税收就超过3亿元人民币。因此，天津、郑州、廊坊、烟台、成都、武汉等地区竞相开出优厚条件。富士康的建设规划在北京、郑州、廊坊、重庆、成都、长沙、秦皇岛、晋城、烟台等地迅速铺开。

由于消费者电子产品零部件繁多、生产过程复杂，富士康每新建一座组装工厂，通常都会吸引数十家规模更小的供应商在周围建设生产设施。富士康将在绵阳建设智能手机生产基地，2011年5月动工，11月量产，规划产能5 000万部。富士康正在河南省和四川省兴建大型工厂，这两个省份的人口在中国名列前茅，也是深圳等沿海出口中心工厂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

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先生的讲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重庆、郑州、武汉等大量二线城市出现了急速的工业化扩张，这主要是中国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与一线城市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把来料加工的配件大规模运输到内地，再把总装产品运输到沿海地区。这个多余的运输成本将是由中国经济成本来支付的。现在，中国铁路是全球最繁忙的，中国铁路客、货运量占全球的1/4，而铁路里程仅占全球的6%。中国铁路客、货运繁忙程度是印度的两倍，是美国的3倍，是欧洲的12倍。中国铁道部预计，下一个10年中，货运将增加55%，而客运里程将翻倍。除高铁外，中国铁道部计划至2020年前，增建18 000公里的普通客、货运铁路线。2009年中国铁道部的负债增加了近50%，达到万亿元人民币，已濒临其发债的极限。中国开始让地方政府分担新建铁路所需成本的约1/3，但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还需要中央政府直接提供预算支持。许多中国人认为对急需升级的中国铁路系统进行的大规模投入是精心考虑之举，但现在中国铁路大规模升级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体系的空心化加速与中国的债券收益率恶性上涨加速。而从中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女士的撰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央行认为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调控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7月1日，中国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开动了全线内迁中国内地的车轮。富士康2010年上半年报表出现亏损，而富士康的宿主美国苹果公司2010年上半年的利润创出了历史最好水平。6月19日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中国所有出口制造商即将陷入全部亏损时期。中国农业现在是紧平衡状态，内地是中国农业供应的主要生产基地。同时，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国沿海地区的粮食主要依靠内地向外运输来供应。中国制造业模式是代理加工，也就是产业链最低端的总装基地。原来是日本、韩国、东盟的高附加值配件运输到中国沿海地区，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总装，再从中国沿海地区运输到世界各地。现在，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大规模内迁以后，中国内地经济成为中国通货膨胀和中国产业重复恶性竞争的重要推动力，最终，这两股力量的互相自我冲击会演变成结构性长期通货紧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