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于说，袁崇焕有两重死：一是死于权力，一是死于民意。

假如历史再给人民群众一次同样的机会，又能怎样呢？

其实，鲁迅的《药》和“人血馒头”，已给出了答案。

特殊情势下，一个人要想做对一件事，须依赖几个条件：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二是独立判断的能力；三是承担风险和牺牲的勇气。

尤其后两者，最为稀有。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在舆论黑夜里、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即使“摸黑”也能作出良知判断和选择。

佘义士的价值就在这。他凭的不仅是忠，不仅是对主公的旧情私谊，更有公共伦理的大义。在信息机会上，他和那些道听途说、迷信御告的百姓几乎平等，可贵的是，他使用了自己的见解，在群目失明之下，他有一种不盲从、不随众的判断力，可以说，他是史上第一个在精神上给袁崇焕平反的人。最难得的是，在独立判断之后，他还有一种决绝的行动能力，不仅想，更要做。要知道，聪明人从来不乏，思考者也总有些许，而愿担风险的勇为者就不多了，何况灭门诛族的大风险。

最缺少的，即独立思考之后的行动者。

所以说，佘义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这件事，多多少少替历史挽回了一点面子。即便如此，若说佘义士代表“我们”，代表群众的“大多数”，那也让人汗颜，说明“我们”的脸皮太厚了。既然风险是一个人的，荣誉也应是一个人的。

佘义士是寂寞的，其家族更是寂寞的，非主流的。像其人丁一样，数百年来，这支队伍没有被壮大和扩充过，孤苦伶仃，形单影只。

我们既不是它的同道和亲戚，更不是它的母体和孵化器。

唯一的可能是：我们是它的对立面。

问世间，义为何物

电视片《佘家故事》中，我加了这样一段点评——“我们见过无数表白出来的忠诚，高呼出来的忠诚，但你见过三百年默守一座墓的忠诚吗？一个怎样的家族才能胜任这桩孤独而坚忍的事业？要知道，除了风险和无名的寂寞，命运和历史从未向他们许诺过什么；除了一份悄悄的心灵荣誉和自我器重，根本没什么犒劳和表彰在路边等着——任何事到了这份上，恐怕也就无人去做了。”

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做上几百年，难的是世世代代和一件事生长在一起。何况袁崇焕不仅是旧朝罪人，更是新朝宿敌，替这样的人守墓，堪称刀尖上的事业，前景黑得一望无际，实无出头之希望……

我相信，单凭理念和信仰做不到这点，因为这最终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对生命本色和行动能力的考验。从认知到行动，有着漫长的路。认知或许能促成一件事，秉性往往轻易即促成一件事。而更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的思想和智慧越深刻、复杂，解释能力越强，其疑虑和犹豫即越多，做事所须理由即越多，选择空间和弹性亦越大，反而难以生成定力。

我想，在这件事上，起决定作用的恐怕是最简单的性情和家族传统，即被称为“基因”的那种东西。佘家血脉里，应有这样一些元素：虔敬而专注的天性，不疑和务虚的气质，遵守规则的本能，自我定义的价值观，目不斜视的埋头精神……这是一种有“原则”的活法，它单纯而谦卑，对认定的事物不放弃，它需要荣誉和动力，但不是来自外界，而源于内心的自我肯定。或者说，它自身携带荣誉和动力，精神上自给自足。

相反，一个太务实、太骚动的人，一个东张西望、参照系太多的人，一个审时度势、算术力强的人，是很难做到这点的。他太容易变卦和易辙，太容易魂不守舍，太容易被诱惑和勾引。

几百年生涯里，你觉不出这个家族的焦虑，它在心理上是平静、安详的。你不觉得它在等什么、盼什么——连“平反”“翻案”，似乎都不在其心思内（“等待型”“眺望型”的做事，往往都是有条件、议价式的，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会放弃、改道甚至背叛）。它的生存姿态不是“等”和“盼”，而是“守”和“护”，是一种稳定的秉持、保养、延续。不变，即它的使命，即它的福分和生活。几个世纪里，它似乎只对自己提要求，从未对世界提要求。

它唯一的要求，也是最后的要求，即请求权力别让自己离岗，别让先人的诺言毁在自己手里，别让祖祖辈辈的活法在今天结束。

佘家，一个弥漫着古意和苍凉的家族。

如今，这古意将被驱散，这苍凉将被现代的烈日蒸发。

我们失去了什么呢？

片子播出前，我给分集结尾添了这样的话：

“随着袁墓的交接，随着私人守墓的角色被公共职能取代，这个古老家族的使命，就有了某种终结的意味。对于文物和遗址，时代有了更好的保养，但我也隐隐在想，是否我们就有了相应的守护能力呢？毕竟，修缮和守护、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是两回事。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再去拜谒袁公墓时，不会只看到一座死去的坟，不会只看到碑石上的美德，而忽略那些与之相濡以沫几个世纪的东西。

“若后世是公正的话，我想，任何时候，它都应该向那些参与过历史留存和延续的个体——投去感激的一瞥。没有那些情谊的呵护，没有那些无名尘土的覆盖，再伟大的墓碑也会死掉的。”

这些，是我克制了个人情绪之后的话，算是媒体立场和个人立场的平衡。

（《广西文学》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