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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伊始，鲁迅介绍郁达夫加入左联，遭到一些青年的反对。原因是过于旧式的才子气，非革命者也。鲁迅觉得旧式的才子气没有什么不好，有真性情与现实精神那才是可贵的。鲁迅自己，就中过老庄、韩非子的毒，嵇康、阮籍的调子也含在其间。革命固然有外来思想的侵扰，而土大夫的不羁的忧患意识则生根于读书人的世界。我们说鲁迅也有骚人的慷慨激昂，那也不错的。

顺着那段历史看下来，总有意外的收获。我注意到郁达夫的文章，在他大谈无产者的文学的时候，不都是俄国式的忧郁不满，还有明清文人的洒脱。他的小说很好，散文亦佳。这是别人不及的。可是他的旧体诗，成绩更高，古人的积习很深，空灵、凄婉的意境让人心动。在革命的时代，还藏有旧文人的积习，正是那个时代文化驳杂的一个例证。

郁达夫的旧体诗是自然的，有沉郁儒雅的哀凉在。哀伤有哀伤的韵致，奔放有奔放的激情。有唐诗的清丽，也含明人的聪慧。没有一点老气，反显得极为年轻和清秀。他自己说，现代人应写新诗为主，但旧体诗也不是没有价值，恐怕一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就给传统的审美留下一条路来。在白话文八股化的时候，也可能补救文坛的单调吧。

郁达夫说：

至于新诗的将来呢，我以为一定很有希望，但须向粗大的方向走，不要向纤丽的方面钻才对。亚伦坡的鬼气阴森的诗律，原是可爱的，但霍脱曼的大道之歌，对于新解放的民族，一定更能给予些鼓励与刺激……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郁达夫诗词集》32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按照郁达夫的理解，不管社会如何进化，旧的审美总有一席之地。那是二三十年代，大众的革命文学还没有兴起。他的判断，总有些代表性。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阿英后来都保留了旧文人的雅兴，只是那时候他们的话语在激进的世界流淌，旧文人的积习变为小道，遂不被世人关注了。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查看现代史，这样的一新一旧的文人和作家很多。冯沅君的小说在“五四”后颇受欢迎，可是她最引人的作品是《中国诗史》，那是世人公认的。在冯沅君那里，新文学的激情和旧式学问的关系如何，是个可琢磨的话题。这里的转换、内在的机制如何真的有趣。像废名那样的人，一面研究写白话小说，一面大谈六朝文学，并从六朝文学中找自己的话题，的确是有趣的。没有旧式文学的参照，新文学也建立不起来，这是一个不刊之论。至于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人与旧学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

多年来我一直注意一位早逝的老人顾随。他的白话小说是有特点的，对艺术的理解也有天分。可是后来只研究旧诗词，写作呢，也是渐渐与白话文没有关系了。我读他的旧体诗，很有意思，有唐人之风，诗句苍凉者为多，比许多文人的弄烂古文是好的。他的解析古诗词的文章，才华横溢，鉴赏水准不在王国维之下，有的甚至高于前者。我想，他的不凡，大概也是借鉴了古人的智慧，又参之西洋的学术。不是站在古人的角度去写古人，而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使用古文，那就与晚清的文学不同了。

其实，按照李陀的理解，新文学作家中是有一批老白话作品的。这是从鸳鸯蝴蝶派作品发展而来的群落。周作人、废名那些人继承了一点余绪，到了张爱玲那里，发展得有些丰厚，带有暮色里的凝重了。在这些作家作品里，有旧时才子的腔调，古诗文的声音流转，学来了唐宋人的步履，又加之洋人的外表，遂衣带飘洒，有脱俗之气。问题是有时过于隐曲、古奥，便不被理解，很少进入文学史的话题里的。

“五四”后的学者的文字处于新旧之间，这些人的论文与随笔，最好地表现了旧学与新学之关系。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就是这样的文体。他们的意识是新的，但作文的办法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文人体，把士大夫的趣味也含在其间。典型的是周作人，喜欢以明人的笔法为文，章法上也有他所译的希腊与日本文章的逻辑性，以主情缘志为主，东方的感觉和性灵都有，是别开新路的。

像鲁迅这样的人，在新文化的大本营里讲的是《中国小说史略》，讲义用文言。谈对小说的感觉都是《文心雕龙》的传统，没有勃兰兑斯的笔法，连他欣赏的厨川白村的理论方式也没有，真的是士大夫的语态。他对《红楼梦》的看法，就很带诗话的意韵，连审美的态度都是东方的，绝不是洋人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手段，是旧习气的延续，他似乎觉得，不这样表达是有问题的。后来在厦门大学讲课，写下的《汉文学史纲要》，也是沿袭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