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什么时候就掉进了这个陷阱的呢？

如果我们少增加一些人口，如果我们早一些办好教育，如果我们更早一些懂得人类和大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也许，我们就不会掉进这个陷阱，或者这个陷阱浅一些，我们挣扎一番还能爬出来。

然而，悲哀的是在陷阱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告诉人类这些“如果”。

即使天宇间曾经出现了智者的大音，最终也被愚昧和狂妄席卷了……

愚昧将使人类遭受大罚。

之四　关于困境

“……贫困，除却经济范畴的意义外，还应该包含精神内质，那就是创造力和意志力的缺乏。”甘肃省教科所所长、年轻的教学论博士张铁道对我说，“什么叫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是通过教育的孕育使民族获得发展的能量；对个体而言，那就是人对命运及其发展过程的关注。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的教育目的真正意义是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也在丰富着自身的命运……”张博士眺望着窗外阳光般的城市，然后回过头来向我讲述他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的房东，“那位坚强的老人启示了我。老人在30岁时失去了丈夫，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是个残废，靠着国家的资助她为二儿子成了家，她自己也靠国家的救济金生活。可她每星期都要拿出两天时间到医院去义务服务，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如拿药、擦洗、喂饭水等。有一次，我对老人说，你可以不必这样做。老人回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权利……老人的回答使我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你在帮助别人时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我常常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多少这样的精神内质？”甘肃省教育大厦耸立在黄河岸边，黄河就在窗外滔滔东去。置身在位于17层的张博士办公的房间，我仿佛依然能够听见那不绝的孕育生命的水声……

实际上，1997年10月张博士在面对他的导师李秉德教授、李定仁教授完成他的长达8万字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已经就发展中国家课程设置的弊端，以及普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更有效地为个人和社会服务，提出了质疑。

张博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发展中国家相继赢得了独立，他们出于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愿望，普遍实行了统一的西方学校教育模式，即“英才”选拔模式。为此，发展中国家的课程始终没有走出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为目的、以发展智育为中心的西方学术课程窠臼，严重脱离本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农村发展为主要导向的教育需求和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业成绩低下、大批学生留级辍学（中国1986至1987学年小学辍学学生数为414万人，辍学率为3.1%；1987至1988学年辍学学生达482.6万人，同年，平均留级率达6.4%，其中一年级留级率高达13.19%），进而造成严重的教育浪费。张博士说，片面的学习课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帮助少数“英才”通过考试脱离贫困的农村现实，而大部分升学无望的“不合格”学生则落得身心俱损的结果，许多学习者没有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念，难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生活。

张博士说，关于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实际照搬欧洲以培养英才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早在70年代就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比如法国学者保罗?朗格让就曾这样说过——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业地区。那些乡下人经常发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在地理上与他们地区相隔甚远，而且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水平上也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被割裂，这不仅导致了文化体验的贫困，而且也诱使人们离开农业地区。事实上，学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鼓励人们抛弃乡村，加入都市人口队伍。”

还有一位欧洲学者保罗?哈里森在对亚洲、非洲进行了长达5年的实地考察后，完成了轰动世界的《第三世界贫困的内幕》一书。哈里森惊奇地发现“政治的独立并没有给非洲和亚洲带来文化的独立。教育形式与内容仍然因袭欧洲的传统，学校只注重讲授空洞的理论和遥不可及的事实，却不涉及当地村庄农民的实际生活”。

哈里森每到一处都看到，“整个学校教育都在培养学生参加考试竞争，尽管65%-95%的学生都无望升学，但大部分国家的课程却不去帮助他们为生活做准备。”于是哈里森将毕业证书比喻为“摆脱农村体力劳动和贫困压抑的‘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哈里森谴责，教育实际上已经诱使青年成为远离他们的亲人、鄙视体力劳动、抛弃需要他们贡献聪明才智的农村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寄生虫和梁上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