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大年初三），李建国给呼吸内科里的同事们打电话拜年。可是打给这个说在发烧，打给那个也说在发烧，这事引起了李建国的警惕。因为年前医院已经转发了广东省卫生厅《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通知，得知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新疾病传染性强，已经感染了多名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1月30日下午，大内科主任伍卫和他已经分别在大内科召开的教学与医疗座谈会上做了通报。而“非典型肺炎”，从专科分工上属于呼吸内科的疾病，呼吸内科年前已经收治了几名“非典”病人，因此这时的李建国对于科内同事的发烧非常担心。

2月4日，李建国发现又有几位同事在发烧，这时科里总共已有8位同事在发烧了。他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顶头上司伍卫主任。

2003年5月14日上午，我在中山二院采访伍卫时，才发现她是一位女性。伍卫是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心血管方面的专家。伍卫主任告诉我，“2月4日早晨接到李建国的电话时，我仍在睡梦中。在电话里听到李建国说，呼吸内科昨天有3名护士发烧，今天又有5人，千万别是染上了‘非典’啊！我一听立即清醒了，意识到事态严重，马上通知有关科室负责人到医院开会，并且将情况报告给医院医务科长许怀麟和预防保健科长陈庆瑜。”

中山二院主要由3幢楼组成，中间是建于1935年的“博济楼”，两边分别是建于1985年19层的“中山楼”和建于1997年26层的“岭南楼”。

伍卫主任火速赶到医院岭南楼14楼的内科办公室，和已经赶到的几位主任、护士长、教授在一起分析疫情，商量对策。分析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初一上午转往中山三院的周姓患者可能是这次的传染源。面对医护人员发病来势凶猛，估计情况严重，马上向医院领导汇报。

大年初四，院领导值班的是副院长王景峰，他立即与有关科室联系并向院长黄洪章报告。紧急商量后，决定先将感染了的医护人员暂时集中到岭南楼12楼的呼吸内科住院部隔离治疗，立即向省卫生厅和省疾病控制中心汇报。

情况远比他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第二天下午，参加过头一天会议的李建国就开始发病了，都是“非典”症状：发烧、畏寒、全身酸痛。从事呼吸内科专业的李建国知道自己也被感染了。其实他已有心理准备，因为他是那样近距离地接触了周姓患者，危险性肯定是最大的。他一边采取自我隔离措施，戴了两个12层的口罩以防传染别人，一边抓紧时间和伍卫主任、呼吸内科副主任江山平等同事们研究对策，安排科里的工作。“非典”属于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而呼吸内科和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是最早和这种一开始我们还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遭遇的，因此，各医院最早倒下的也是呼吸内科和传染科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第三天，李建国再也撑不住了，他是被同事们用担架车推进隔离病房的。据说，在进隔离病房前的那一刻，李建国强露微笑，费力地伸出自己的食指和中指，做了个“V”形手势，鼓励科里的同事们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但是，接下来呼吸内科除了副主任江山平，其他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倒下了。

至此，有着160多年历史的中山二院，开始经过一个从未有过的“风雨交加的悲壮二月”。

2月5日，医院成立了“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组长是院长黄洪章，组员由其他院领导和相关科室主任组成。

2月6日，除了呼吸内科，在岭南楼12楼的其他科室也相继有医护人员发病，当天已有18名医护人员倒下。

医院紧急成立了“‘非典型肺炎’专家防治小组”。组长由分管医疗的副院长黄子通担任。

情况在继续恶化。

“毒王”入住岭南楼12楼的呼吸内科时，住在31床。这个床位处于楼层的中央位置，结果呼吸内科和肾内科两个科室的41名医务人员，一个不漏全被感染，包括一位推车送饭的护工。有一位小护士，年轻、体质好，一直没有倒下，大家都默默为她祝福，愿上帝保佑她，可是到第21天，还是倒下了。

2月8日，黄洪章院长召集全院所有中层干部进行紧急总动员：“同志们，一场灾难已经降临中山二院，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各级领导必须坚守岗位，手机24小时开启，随时待命。全院干部职工要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共渡难关……”

一下病倒了这么多的医务人员，而且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病人，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隔离的病区安置治疗他们。

经分析，发现岭南楼对面的中山楼通风条件相比之下要好一些，而当时正处春节假期，中山楼的17楼中西医结合科的病房，暂时还没有住院病人，于是决定紧急在中山楼17楼建立新的“非典”隔离病区。当天，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生、护士接到通知后，都立即从家里赶回医院，协助医院医务部、护理部开设新的病区。仅用了一天时间，一个“非典”隔离病区就建立了。

隔离病区，即是把有传染性的病人与外界隔离，进行集中治疗。这是现代社会为防治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所制定的一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