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回中和史战伟一商量，认为该是出手的时候了，随即将原来的100元承诺提了5倍，变为500元。

“500元还少，你们是以户发的，我家5口人，每人才100，要么这样，我家两口人投你们的票，别的3人我们另挑选了。”背地里偷着笑的选民又来向史回中和史战伟吹风。

史战伟年轻气盛，经不住这么鼓捣，史回中一拍桌子：“再翻一番，1000！”这两个为了当上村委副主任的农民，就这样将发1000元的承诺书发了出去。

史海河一手拿着他的50元承诺，一手拿着他的300元承诺，眼珠子都瞪破了，还是咋看都没劲，他已明显不是这两位联合竞选者的对手了。

他还是不认输，他为了绕开那个令他胆怯的1000元，变换了个策略，改为以人为单位而不是以户为单位发钱，他的承诺书的内容为：

承诺书

我叫史海河，现年36岁，在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期间被村民推选为村委副主任候选人之一，为了报答村民的信赖和厚爱，如果自己这届能当选为村委副主任，自己做出如下承诺：

1.将用自己的钱给全村每口人按户口本发现款50元；

2.在支部村委领导下，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

3.实实在在为村民多办实事。

郑重承诺，决不失信于民。

当日发放。

承诺人：史海河

2003年4月16日

不管怎样变换手法，史海可这个承诺与史回中和史战伟的承诺相比较，对选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嘴长的一位后生说：“拿它擦屁股吧。”另一位反唇相讥：“不行，那么多油墨，咱屁股可不是不沾油的铝合金锅！”

综观这一阶段的承诺竞争，从4月15日到4月17日，王玉峰、史明泽、史海河、史小官、史回中和史战伟6人共发出承诺15次。尤其是4月16日的夜晚，对老窑头村的村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摩托车在村里响了一夜，竞选人在村里跑了一夜，选民们兴奋了一夜，坐在家里的人们激动地等待着竞选人的一份份承诺，谁也没有睡意。

好事多磨，不生孩子不知婆娘肚子疼。坐在家里等承诺的村民，哪里知道承诺人的苦衷。老窑头村又没有打印机，他们必须到离老窑头村几里地的西坡镇去打印，这一段山路非常难走。竞选人在发承诺书时，有时一种承诺书只发了几份，看到对方的钱增加了，就不发了，赶快又提高自己承诺的钱数。兵贵神速，打印新的承诺书根本来不及。在史明泽和王玉峰最后的两份承诺书上，多数是用以前发剩下的承诺书改过来的，像王玉峰最后一份承诺书上的钱数，多是把以前的800元，用圆珠笔或钢笔在前面加了个1，成为1800元，史明泽的最后的承诺书有将700元的7前面加了个1，也在200元后又填了个0成为2000元。

下化乡选举领导小组曾明确要求，竞选人承诺必须坚持“三提倡，三反对”，即提倡为民办事，反对以权谋私；提倡正当宣传，反对人身攻击；提倡用个人资金兴办公益事业，反对直接给选民发钱。但是在竞争变为争斗的老窑头村，这些官腔早已没有任何意义，老窑头村每个候选人和竞选者向选民的承诺都回避了乡领导小组，正是以发钱为承诺的主要内容来参加竞选的。就这，村民还是不相信，要竞选者承诺、人、钱一个不缺。乡里的“三提倡，三反对”被村民演绎为“三见面，三到位”。

4月17日，历经艰难的另行选举终于来临，兴奋了一夜的村民怀着满腔的好奇、疑虑和对选举的热情，一大早就赶到了选举场所。

上午9点多，乡选举领导小组的周文谦、薛掌俊、李凯斌、张振立、张红庆、周喜民等6名领导和10余名工作人员及维持秩序的派出所人员也赶到现场。

上午10时，选举大会开始，到会群众有8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前来围观的煤矿工人）。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乡指导组成员和村选举委员会成员及派出所所长原印龙等人。

大会由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史吉堂主持，他首先宣读了乡指导组和村选举委员会对史小官的处理意见，接着由乡指导组领导周文谦代表乡选举领导小组讲了话，原印龙宣读了会场纪律。再由选举委员会向村民介绍了填写选票的方法，并宣布了选举工作人员及唱票、计票、监票人员，最后宣布投票正式开始。

就在选举即将开始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台下的村民忽然嚷叫起来，强烈要求向村民发出多次承诺的村委会主任竞选人王玉峰、史明泽上台表态，否则，他们就拒绝选举。

而选民的俏皮话又出来了：“村长都临盆了，怎么又让产妇把裤子穿上了！”

这也不能全怪选民，选举搞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3月24日的正式选举没有成功，4月16日的选举又推迟了一天，竞选人承诺又多次变化，再加上史小官的承诺当场被宣布无效，还有上届村委会主任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选民们辨不出是真是假了，他们说，这社会上真货不多了，承诺是不是全是假的？

一个选民高声问主席台：“是史小官的承诺作废还是所有承诺全部作废？”

另一个选民接着说：“承诺无效了，还有球选头，承诺兑现不了，让我选个球！”

这里没有那么多的“阳春白雪”。同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此时也没有啥文明的语言，贫困了多少年的山里人此刻管不了什么，也顾不上再去关心啥，他们能管的就是谁当村长，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钱，那花花绿绿的令人向往的钱！

台下有人甚至直接喊叫：“他们向我们承诺发钱到底算不算数？”

一位满嘴白胡子的老人腾地站了起来，拿着王玉峰和史明泽用笔改过承诺数的承诺书冲上主席台，向乡选举领导小组提问：“像这样的承诺书，800元改成1800元是以打印的800元算数，还是以改写的1800元算数？200元改成2000元的，是200元算数，还是2000元算数？得先让他们上台讲清楚，否则我们不会投票。”

此刻，“竞选人向村民承诺发钱是否算数？”是选民要求候选人上台表态的核心所在。

会场出现了一人呼百人应的场面，主席台上的大小头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了办法，主持人的嗓子都喊哑了，台下的人谁也不听。这些专门负责选举的人这时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满足村民的要求，村民就很有可能“砸会场”（罢选），到那时，他们想走也走不开了！

考虑到大多数选民的情绪，为了保证选举顺利进行，也是为了能尽快选出这个难产的村官，村选举委员会和乡选举领导小组最后决定答应村民的要求，让两村委会主任竞选人上台表态！但明确要求他们上台后必须正面演讲，只能讲个人的治村方案和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打算，不能相互攻击，不准承诺发钱。

这也是官腔，谁不了解选民的用意所在？

选民认为，只要你准他上台表态，别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因此，头头们一点头，台下的村民拍手叫好。

干部和农民，双方心知肚明，但又貌合神离。诚信，在这里完全成了骗人的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说过，“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接受了多年教育的农民，把受教育的结果归纳为“教训”，他们谁也不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