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狼烟》，在演义中力求接近史上真实的李自成

文/吴凌云

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大都属于话本、演义的形式，一部作品往往是来自民间千百年的积淀，比如宋代时已经广泛流行的《三国志平话》，再经几百年市井乡里的演绎后，成为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创作基础。演义受众中的听众远远多于读者，它寄托了人们忠君报国、惩恶扬善、因果必报的善良愿望，因而行文通俗易懂，肆意流畅，而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也注定了故事会偏离史实，甚至相悖甚远，故事的主人公则极度脸谱化。

“不以成败论英雄”始终是一句理想主义的话，用“演义”的方式去还原史实是艰难的，特别是一段沉重的史实和一个失败的“英雄”。前人历史的真相后人永远无法企及，能做到的只能是力图接近而已，成书于民国时代的《天下狼烟》（书稿原名《永昌演义》），落笔于明末和终结了这个末世的李自成，是作者李建侯(1894～1952)先生穷尽心血，在前人的史书和笔记中寻找、梳理线索，以演义的形式诠释的答案。

李建侯先生本人的经历也可称传奇，他父亲李少川是清末光绪朝的进士，李建侯自幼随父游宦四川，富庶的家庭和家学渊源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岁时，父亲到川东忠州任州官，这是明末巾帼将军秦良玉的家乡，一代女杰的英名仍在故老相传，也是在这里，少年的李建侯第一次听到李自成的故事。父亲去世后，他返回故乡陕西米脂，多年赋闲居家，终日耽于书画、读书。期间几年在相邻几省游历，所到之处，常有人在知道他是米脂人后，和他谈论李自成，李建侯每每遗憾自己并不熟悉这位同乡的生平故事，“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这便是李建侯先生为李自成著书立传的缘起。

1926年，李建侯开始动笔，因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取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他为书稿取名为《永昌演义》。一纸一笔、一灯如豆下，他“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乘、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闾巷父老之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从事编辑，凡四易寒暑而稿成。”1930年底书稿完成，但并未正式出版，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陕西当地流行。

1942年，毛泽东读到了这部《永昌演义》的书稿，他大为赞叹，立刻给向他推荐书稿的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写信，请李鼎铭代他向李建侯致意，并建议李建侯以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原著。因为种种原因，李建侯没有完成对作品的“改造”，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保存了没有因政治挂帅、领袖意志而改变的原貌。

李建侯笔下的李自成不是《明史》中的贼寇，也不是故老传说中的神明，他把李自成定义为英雄。“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

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是经过反思后重建中的时代，这个时代给英雄定义，是经过了漫长的意识形态后，不再盲颂盲从，而要重新追寻英雄本质的时代。八十多年前的李建侯已经做到了，他客观的评述了李自成的作为一个英雄的人格魅力和缺陷，可贵的是他把李自成的对手：崇祯皇帝和多尔衮，也同样定义为英雄，都有大道如青天，而我不得独出的大悲情。

李建侯书写了一个自草莽中跃出，最终千军万马横扫天下的英雄，但全书字里行间折射的是他本人反战的思考：文章伊始出现的是那条著名的 “无定河”，秦汉以来发生过无数战争的古战场，李建侯在此引用了唐人陈陶的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从传主李自成的结局更可见作者的拳拳之心，他写行将就木的李自成与崇祯梦晤、与顺治手谈，他们是昔日的对手，而今渡尽劫波，相逢一笑泯了恩仇。李建侯先生自拟了一首怀古诗为全书收尾：

驿卒当年途已穷，漫将草泽笑英雄。盗铃不学曹公智，掣剑还追汉祖风。

铁骑昔曾排海岳，铜驼今又卧蒿蓬。兴亡转瞬成遗憾，故垒萧萧墓不空。

铜驼，古人置于皇宫门外，西晋学者索靖在天下大乱前对着洛阳宫门的铜驼叹息“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繁华帝都转眼被战火摧毁，荒烟蔓草。一个群雄鼎立的时代绝对是国家和天下苍生的不幸，每个封建王朝末世都是如此，沉疴杂症并不能随着改朝换代改变，鲁迅先生曾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反思的人不是没有，只是太少，李建侯先生书写“天下狼烟”时的反思，令人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