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我回到家，免不了要被父亲责骂。但他没时间大骂了，因为出发在即，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等我收拾完东西下楼时，天井里已经堆满了行李，站满了人，有母亲、大嫂、二嫂、徐娘、小兰、小龙和小凤，一干女眷和孩子。她们和它们（行李），都是要去乡下的。我注意到，走的人中没有小弟。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小弟不走了。我觉得他是最该走的，怎么不走了？我去找小弟，他正埋头在案台上一门心思地用一堆虎骨卜算我们一路的凶吉。我说：“小弟，听说你不走了，你干吗不走？”他说：“我干吗要走？”我说：“爹不是说我们都要走吗？”他说：“爹说是女人和孩子才走！可我是女人吗？还是孩子？我都19岁了，如果老天不亏我，让我有一双好脚，我都可以去前线打仗了。”

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用这句话说服了父亲，同意他留下来。我想他可以不走，我也可以不走，便又去找父亲说情。父亲用怒眼和一句话回复我：“你别跟我啰唆，快准备走！”

车子停在门外，行李都已经装好了。就在我们相继出门、准备上车之际，突见小弟风风火火地滚着轮椅冲出来，大声地喊妈妈：“你们不能走！”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用牌给你们这次出行卜了一卦，命相极凶，是凶煞之卦，万恶之源。”

他说了一大堆理由，坚持要我们“改天再走”。父亲和妈妈似乎都给他说服了，有些犹豫不定。迟疑间，二哥跳出来发话，说：“爹、妈，你们别听他的，他这玩意儿唬唬外面人还差不多，怎么能唬自己人嘛，几天前他还在说日本人要等明年开春才能攻占上海，现在才初冬呢，完全是瞎说。”

正是这句话，坚定了父亲要我们走的决心。

我们走了。

五个小时后，小弟的话应验了！

给我们开船的是船夫阿贵，他曾经和阿牛哥一起做过家里的保安工作，前年他犯了痛风病，一只脚老是伸不直，父亲这才安排他去开船。阿牛哥安排我们坐他的船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他毕竟是干过保安的，万一路上有事可以搭个手帮衬一下。船看上去很普通，一只载重三吨的货船，破破烂烂的，座位都是临时加设的。但实际上，这艘船安装的是英国舰艇的发动机，开足马力，可以比小汽车开得还快。我们上船时，太阳已经贴在江面上，红彤彤的，像一个刚出炉的大铁饼。船驶出市区不久，天就变得昏暗了，我心情不好，一路上一直不吭声，满脑子里都是高宽，想着想着累了，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夜幕沉沉，我听见阿贵在前面驾驶室里急促地叫：“阿牛！阿牛！快过来看。”

阿牛跑过去问：“怎么啦？”阿贵往前面河上一指，说：“你看，那是什么？”

我也来到驾驶室，顺着阿贵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木船贴岸而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小小的乡村码头，码头上有一间低矮的水泥屋子，灯火通明，屋檐上竟斜插着一面血淋淋的太阳旗！阿牛说：“糟了，日本鬼子打到这边了！快，调头！快调头！”但迟了，鬼子已经发现我们，雪亮的探照灯射过来，几个日本兵从小屋里冲出来，端着枪朝我们又喊又叫，要我们开过去。阿贵想拔枪，被阿牛一把按住：“别，送死啊！”妈妈也急忙喊：“快把枪藏起来！藏起来！”阿牛哥迅速将两把枪都藏了起来，随后帮着阿贵把船往岸边撑去。

我们的船刚停靠码头，一个小队长模样的鬼子带着两个士兵和手电筒跳上船，对我们喝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阿牛哥迎上去说：“太君，我们都是难民，回乡下老家避难。”